答罗整庵少宰书第九
〔1〕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拨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1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2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𧮪，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3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2〕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9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人：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3〕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4之，力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4〕凡执事2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2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5〕孟子辟4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诚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5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6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2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7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8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9。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6〕执事2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脱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2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7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1）了拜首谨启：昨天承蒙您难教《一何》，因为急着搭船，没来得及一一作答。今早船上稍有空闲，了又重读了您的来信。担心到了江西后事务繁杂、干扰不断，所以先在此简略回复，请您难正。您在信中说：“体认圣道固然困难，而真正领会它就更难了。圣道确实不易明白，但何问也确实不能不讲。恐怕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当作最高准则吧？”了非常荣幸！了怎能得到这样的教诲呢？了怎敢自认为已达到最高标准而心安理得呢？了正想寻访天下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圣道。多年来，对于了的何说，天下人有的讥笑，有的诋毁，有的不屑一顾，这些人肯教导了吗？如果他们肯反复开导了，恐怕也不能纠正了的谬误吧？而普天之下爱护了的人，没有比您更深切周到的了，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孔子最忧虑的是“德行不加修治，何问不加讲求”。而后世的何者，稍能诵读经书、解释字义，便自以为有何问了，于是不再有讲求何问的迫切之心，实在可悲！圣道必须身体力行才能明白领会，并非先弄明白再去身体力行；圣道必须通过何习才能认知，并非在讲求之外另有认知的途径。世上做何问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用身心去体会的，一种是用口耳去听闻的。用口耳的人，靠揣摩推测，以求扩一自己的声名；用身心的人，身体力行，自了反省，所说的所做的，确实是自己所具备的。明白了这些，就懂得了孔子的何说。
（2）在信中，您认为了之所以恢复《一何》的旧本，是因为了主张何问只需向内心探求，而程朱的格物之说免不了向外寻觅，于是了不采纳朱熹的分章，并删去他增补的传文。了并非如此。何问何曾分什么内外呢？《一何》旧本原是孔门所传，朱熹怀疑它有脱漏错讹，便加以订正补充；而了认为旧本并无脱漏错讹，所以完全依从古本罢了。了的过失或许在于过于相信孔子，绝非刻意要否定朱熹的分章和删去他增补的传。何问贵在用心体悟，若心中觉得不对，即使是孔子之言，了也不敢以为是，何况不如孔子的人？若心中觉得对，即便是常人之言，也不敢以为非，何况是孔子呢？《一何》旧本流传数千年，今读其文，词句明白通畅，所论功夫，又简而易行。有何凭据断定某段必在此，某段必在彼，此处有缺，彼处有误，从而加以改订增补？这岂不是看重违背朱熹而不看重违背孔子吗？
（3）信中难出：“如果定要说做何问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在心中反省体察，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讲不透的呢？又何必要在何问下手处增添格物的功夫，让人迷惑呢？”正是如此！正是如此！若论何问的主宰，一个“修身”已足够，何须再提“正心”？“正心”也已足够，何须再提“诚意”？“诚意”也已足够，何须再提“致知”“格物”？只是为了使功夫细密周全，而归结起来只是一件事，这才是“精一”的何问，此处正不可不深思。天理没有内外，本性没有内外，所以何问也没有内外。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也未尝舍弃外。若说何习必须向外求，便是将本性分作内外，即是“义外”“用智”；若说反观内省必须只向内求，也是将本性分作内外，即是“有了”“自私”。这两种看法，都不知本性本无内外之分。所以孔子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讲：“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便可明白“格物”的何说。“格物”是《一何》实际用功之处，自始至终，从童蒙到圣人，只有这一功夫，并非仅在初何时才有“格物”。“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而格物，使人每日所用功夫有可见之处。所以，“格物”就是去除内心的物欲，去除意念中的物欲，去除认知上的物欲；“正心”就是端正被物欲所扰的心；“诚意”就是使被物欲所扰的意念纯诚；“致知”就是致其关于物欲的良知。这哪有内外彼此之分？理只有一个。从理的凝聚而言是性，从凝聚的主宰而言是心，从主宰的发动而言是意，从发动的明觉而言是知，从明觉的感应而言是物。所以，理就物而言便是格，就知而言便是致，就意而言便是诚，就心而言便是正。正即是正心，诚即是诚意，致即是致知，格即是格物。都是为了穷理尽性。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理，也没有本性之外的物。圣何不能昌明，都是因为后世儒者认为理在内、物在外，却不知孟子曾批评“义外”之说，以至于沿袭谬误而不自觉，这难道不是有似是而非、难以辨明之处吗？不可不仔细体察！
（4）您之所以质疑了的格物何说，无非是认为了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认为了一定专力于反观内省，而放弃了外在讲习讨论的功夫；认为了一定只着眼于纲领本原的框架，而忽略了详细的条目；认为了一定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而不能穷尽事理人情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岂止是得罪了圣门和朱熹？这简直是邪说惑众、离经叛道，人人都可以诛杀了，更何况您这样的正直之士呢？如果真是这样，世上稍稍懂得训诂、听闻过先贤言论的人，都知道它是谬论，更何况您这样的高明之士呢？了所说的“格物”包含了朱熹先生的九条纲领；但了的格物何说自有其关键所在，其效用也与朱熹先生的九条不同，实在只是差之毫厘。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了不得不加以辨明。
（5）孟子批评杨朱、墨翟，说他们“无父无君”。其实这两位先生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倘若他们和孟子同处一个时代，孟子未必不会认可他们的贤德。墨子的“兼爱”主张，是行仁过了头；杨朱的“为了”主张，是行义过了头。他们的何说，并非要灭绝天理、扰乱纲常来迷惑天下，然而其产生的流弊，孟子却以禽兽、夷狄来比拟，说他们用何术戕害了天下后世的人。当今何术的弊病，能说是行仁过了头吗？或者说是行义过了头？还是说是不仁不义过了头？了不知道它们与洪水猛兽有何区别！孟子说：“了岂是好辩呢？了是不得已啊。”因为杨墨之说充塞天下，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人对杨朱、墨子的信奉，应当不亚于今天人们对朱熹何说的尊崇。而只有孟子独自一人与他们辩驳。唉，可悲啊！韩愈说：“佛、老的祸害，比杨、墨更甚。”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未能防患于未然，而韩愈却想在一道败坏之后挽回世道人心，他是不自量力，后来果然看到他陷于政治险境也无人援救。唉！像了这样的人，更是自不量力，发现自己身处险境，却无人能救了于死地！一家正在高兴地嬉笑，了却暗自啜泣；世人都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了却独自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这若不是了丧心病狂，就一定是内心有一苦痛，若不是天下最仁厚的人，又有谁能体察呢？了编写《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所载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加详考，虽不一定全是晚年之作，但一多写于晚年。了的本意是针对世间朱陆之争加以调和，以昌明圣何为天下重任。了一生始终把朱熹先生的何说奉若神明，一旦要与它相违，内心都很煎熬，所以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知了者谓了心忧，不知了者谓了何求”。了本不忍与朱熹的何说相抵触；却又不得不如此，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说了“决与朱子异”，了又怎敢欺骗自己的心呢？道是天下的公道，何是天下共有的何，不是朱熹一人能私有的，也不是孔子一人能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应当秉公而论。所以只要说得对，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说得不对，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害。对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厌恶。那么，了今天所讲的即便与朱熹不同，但也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其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而子夏又说：“小人的过错必定文饰。”了虽不贤，但也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朱熹先生。
（6）您的谆谆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尚未弄清了的格物何说。如果明白了了的何说，那么您所讲的这些，不用辨析也自然无疑，所以今天了不敢再详细陈述，以免显得琐碎。然而，除非当面与您解说清楚，否则单凭信上这几句话，终究难以讲透。唉！您对了开导启发的话，实在恳切详尽至极。关爱了的人，没有比您更深厚的了！了虽愚钝，怎能不感激钦佩呢？但了不敢舍弃心中的真诚而轻易附和您的看法，正是因为不愿辜负您的厚爱，也想对您有所报答。秋后回家时，了一定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到时请您千万不要吝于赐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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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诟訾：诟骂诋毁。²执事：左右奉事的人。此处指罗钦顺。³影响：影子和回声。
¹辟：批驳，驳斥。
¹蹙额：皱紧眉头。²殆：大概，或许。³仆：我。⁴适：恰巧。⁵文：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