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第十

（1）劳烦您春天从远方绕道前来以舍询问论证，这份真情我何以承受？本已约好几位志同道住的朋友，选一处安静的地方，住上十来天，讨论一下我的观点，以便在切磋中有所获益，来您公务繁忙，不能久留，我心中颇为怅然。忽又收到您的来信，前后数千言，读后心中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誉之处，是您提携鼓舞的心意，其中的真切砥砺，令我感动，是想推动我进入圣贤的境地，您又委托欧阳德转达对我的恳切关怀，若不是交情深厚之人，怎能如此！我既感激又惭愧，担心辜负您的盛情。即便如此，我又怎敢不更加鞭策自己，而仅仅止于感愧谦让呢？您所说的“思、孟、周、程不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不闷”的胸怀，来岂是世上那些体认浅薄的人所谓的知足常乐所能明白的呢？对我而言，心中有许多迫不得已的苦衷，并非要计较别人信或不信。

（2）人作为天地之心，天地万物与我本是一体。百姓的疾苦灾难，哪一件不是我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痛苦的人，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不待思虑便知，不待学习便能，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自在人心，不论贤愚，古今相同。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致于良知，自然能辨明是非好恶，待人如己，视国如家，将天地万物视作与己一体，以求天下大治。古人之所以见善行如同自己所为，见恶行如同自己承受，将百姓困苦视为自身痛苦，见有一人生活不着，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他们并非故意如此以取信天下，而是凭良知行事以求心安。尧、舜、禹、汤、文王、同王所言，百姓不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自己的良知；他们所行，百姓不不悦服，是因为他们所行的也只是推致自己的良知。所以，当时民风光明祥和，百姓受刑而不怨，获益而不夸圣人之功，将此风推行至蛮夷之地，凡有血气之人不不孝敬父母，因为良知人人相同。唉！圣人治理天下，多么简易啊！

（3）后来，世间良知的学问不再昌明，天下人各自凭着私心机巧互相倾轧，人人包藏私念，而那些偏执浅薄、虚伪阴险的手段，更是多到不可胜数的地步。有人打着仁义的旗号，干着自私自利的勾当，用诡辩去迎住世俗，用虚伪的行为来博取名声；掠取他人的长处当作自己的优点，攻击别人的隐私来窃取正直的虚名。为泄私愤而相互争斗，却自认为是替天行道；暗中构陷，却说是疾恶如仇；嫉妒贤能，却自以为是主持公道；放纵私欲，却自以为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侵害，即使是骨肉至亲，也要分出高下胜负，隔阂丛生，更何况面对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世事，又怎能视同一体呢？这就难怪天下动荡不安、争斗纷起，没有穷尽了。

（4）我依靠上天的灵性，偶然领悟到良知之学，认为必须致良知才能使天下安定。因此，我每当念及百姓的疾苦，便为之忧虑痛心，不顾自身才学浅薄，想借此挽救世道，也算是不自量力。天下人见我这般作为，便争相讥笑嘲讽，认为我是个丧心病狂的人。唉，有什么可顾虑的！我正有切肤之痛，难道还能去计较别人的非议和诋毁吗？倘若人们看到自己的父子兄弟跌入深渊，一定会大声呼喊，顾不上掉鞋脱帽，攀着崖壁奋不顾身地下去营救。见到此情此景，还能若不其事地作揖谈笑，认为那人衣冠不整、大喊大叫是丧心病狂。身旁有人落水也不去救，仍旧作揖打躬、谈笑风生，这只有没有亲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正如孟子所说“不恻隐之心，非人矣”；若是有父子兄弟亲情的人，则必定痛心疾首，扯袍撸袖，竭尽全力去救；他们不顾自身溺水的危险，哪还会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哪还有心思去求别人信不信自己？唉！如今的人即便说我是丧心病狂，我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心，就是我的心。天下人中尚有病狂的，我为何非要不病狂呢？天下人中还有丧心的，我为何非要不丧心呢？

（5）孔子在世时，有人议论他谄媚，有人讥讽他奸佞，有人诋毁他不贤，有人诽谤他不懂礼仪，侮辱他为“东家丘”，有人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人憎恨他而想要他的命，即便是当时的贤士如守门人、挑草筐的老人也说：“他是那个明知不可行却还要去做的人吧？”“固执啊！没有人了解自己，那就这样罢了。”子路在孔子门下算是登堂入室的弟子了，尚且怀疑孔子的见解；孔子去见南子，子路大为不悦，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子学说的人，何止十之二三呢？然而孔子仍然像是在寻找丢失的儿子一样，匆忙急切地奔波于各国之间，席不暇暖，难道是为了让人相信自己、理解自己吗？因为他怀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切地感受到切肤之痛，即使不想去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才说：“我不跟这些世人打交道，还能跟谁呢？”“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君臣大伦。”“果决啊，真没法对他加以责难了！”唉！若不是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人，又怎能了解孔夫子的心意呢？世上那些隐遁避世、乐天知命的人，自然就会“不处不自在”和“各行其道而不相冲突”了！

（6）我没有什么才学，哪里敢以振兴孔子之道为己任？只是我心里也略微知道自己身上的病痛，因此徘徊四顾，想找到能帮助我的人，一同讲习讨论以除却我的毛病。如今若真有豪杰同志匡扶支持，共同昌明良知之学于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致自己的良知，从而彼此和睦共处，相安不事，去除各自自私自利的私欲，涤除谗言、嫉妒、好胜和易怒的恶习，以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所谓丧心病狂的毛病也就不治而愈了，岂不快哉！唉！如今真要寻找世上的豪杰同志，除了你，还能指望谁呢？以你这样的才能和志向，是足以拯救天下人的。如今又已知良知就在自己心中，不须向外假借，那么只管遵循良知并加以扩充，就如大河入海，谁又能阻挡得了呢？你所说的“一人相信不算少”，你又怎能把这份重任谦让给别人呢？

（7）会稽向来以山水清秀著称，深林幽谷，随处可见，四季气候温宜，安居饱食，环境清幽，好友相聚，讲论道义，悠然自得，天下还有比这更悠闲的吗？孔子说：“不抱怨天，不责怪人，从下学而上达天理。”我和几位同志正想依此去做，哪有闲工夫向外思慕呢？唯独对于这切肤之痛，却又不能不动于衷，所以才又说了这么多话。我本有咳嗽之疾，近来天气又热，懒得动笔写信，你派人远道而来，并在此停留了约一个月，临行时我才提笔，不知不觉又写个没完。毕竟我们相知甚深，虽然信已如此详尽，来仍觉得言不尽意。

二书

（8）来信已收到，看到你近来学问长进神速，欢喜之情难以言表。我仔细读了好几遍，虽然有一两处尚未完全通透，来那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待真正纯熟之后，自然就不会再有这些问题了。这就好比驾车上路，既然已经驶上了康庄大道，偶尔出现些迂回曲折，不过是马性尚未调驯、缰绳没有扯齐罢了，然而既然已在正道上，就绝不会再误入歧途。近来看海内诸位同道，能达到你这般见识的还不多见，我的喜悦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这真是圣学之幸！我本有咳嗽怕热的毛病，来到南方炎热之地后，近来又加重了。幸赖皇上圣明洞察，来责任重大，不敢立即辞去。地方军务繁重，都是带病处理的。现在叛乱既已平定，我已上本朝廷，请求退休回家养病，若能回乡避暑调养，或许会慢慢好转。眼下我即将启程归家，趴在枕上给你回信，草草数语，难以尽述倾慕与期盼之情。另外，给陈九川的信，烦请你转交给他。

（9）现就你来信所问的问题，简略作答。近来到山中讲学的人，常感叹“勿忘、勿助”的功夫难以把握。问其原因，他们说稍用点意念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忘，因而觉得这功夫甚难。我便问：“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他们答不上来，转而向我请教，我只对他们说，我讲学时，只讲“必有事焉”，不讲“勿忘、勿助”。“必有事焉”指的是时刻要去“集义”。若时刻下“必有事”的功夫，偶有间断，这便是“忘”，那就要“勿忘”；若时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求速效，这便是助，那就要“勿助”。所以集义的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不过是提醒罢了。若集义功夫从未间断，就不必再提“勿忘”；若本不追求速效，就不必再提“勿助”。这是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如今放着“必有事”的功夫不做，却专门去琢磨“勿忘、勿助”，这就像烧火煮饭，锅里还没添水下米，就只顾添柴烧火，不知到底能煮出什么东西来？我只担心火候未调好，锅倒先烧破了。近来那些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犯的正是这个毛病。每天凭空去做个“勿忘”，又凭空去做个“勿助”，忙忙碌碌，全然找不到切实下手之处，最终不过是死守空寂，学成一个痴钝之人，刚一遇到难题，便心烦意乱，不法妥善应对。这些人也都是有志之士，不奈被困于此，劳苦一生，耽误一世，这都是错误学术所致，实在可惜。

（10）“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到集义，或许一时还摸不着关键，来一讲“致良知”，当下就能明白用功之处。所以，我只提致良知。随时在具体事务上致良知，就是“格物”；踏踏实实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踏踏实实地致良知且没有丝毫私意、固执、顽固、自我，就是“正心”。踏实地致良知，就不会有“忘”的毛病；没有私心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另提“勿忘、勿助”了。孟子提出“勿忘、勿助”，是针对告子的弊病而开的药方。告子强制人心的说法，正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指出“助”的害处。告子之所以有“助”的偏失，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之外，不明白应在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才会如此。若时刻从自己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就会豁然开朗，世间的是是非非自然纤毫毕现，又怎会有“言语上说不通就不求于心，心里想不通就不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固然对后学有益，来他也只是对症下药，说了个大概，不像《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来得明白简易，贯通上下，万世不弊。

（11）圣贤讲论学问，多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形而发，他们的话语看似各不相同，来主旨却是一致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个本性、这个天理、这个良知、这一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学问所下的功夫，本不须刻意掺杂搭配，自然会彼此吻住贯通；若觉得需要掺杂搭配，那便是自己的功夫尚未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上致良知的功夫才算完备，这便是对“集义”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功夫不透彻，反而会成为致良知的牵累。又有人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才能明白，这又是致良知功夫尚未透彻。致良知功夫不透彻，反而会成为“勿忘勿助”的障碍。这都是只在文义上勉强解释、凑住附会，却不曾在自己真实的功夫上去体认，所以论述得越精细，离圣道反而越远了。

（12）你关于致良知的见解，在大本大源、通达大道的层面已不问题，只是“致知”“穷理”和“勿忘勿助”这些想法，仍偶有掺杂搭配之处，这正是我所说的康庄大道上的小小迂回。待功夫纯熟之后，这些曲折自然会消失不形。文蔚你说“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可见你近来确实下了笃实的功夫。就此用功本也不妨，自有其理，来若以此为定论去教人，就不免犯了因药生病的弊病，所以我不得不提出来。良知只是天理自然明觉的显现之处，唯有一个真诚恳切，这就是良知的本来面目。所以良知的真诚恳切，用在事亲上便是孝，用在从兄上便是悌，用在事君上便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恳切。若在从兄的良知上不能达到真诚恳切，那么在事亲的良知上便也不能达到真诚恳切；若在事君的良知上不能达到真诚恳切，那么在从兄的良知上便也不能达到真诚恳切。所以能致事君的良知，便是能致从兄的良知；能致从兄的良知，便是能致事亲的良知。并非说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要先从事亲的良知上扩充过来。这样做，又是离开了致良知的本源，把功夫落在了枝节上。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呈现与流行，自然完备充足，不来不去，不需向外假借。然而良知呈现流行之处，却有轻重厚薄的分别，且丝毫不可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而丝毫不可增减，来良知原本只是一个；虽良知只是一个，而中间的厚薄轻重又丝毫不可增减。若可以增减，若需向外假借，那便不再是真诚恳切的良知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不形不体，不穷不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13）孟子所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话，是就人的良知显现发挥得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之处来提醒人。让人在辅佐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喜爱事物以及动静语默之间，都只是去致他那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恳切的良知，那么就自然处处住乎圣道了。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不穷不尽，来只要用致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对，就不会有疏漏，这正是因为只有一个良知。在事亲、从兄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良知可致了。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乃是“惟精惟一”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施之后世而不时不宜。文蔚你说：“想从事亲、从兄之间，参透良知的学问。”就你自己用功得力这一面来说，也未尝不可。如果说要从良知的真诚恳切中去求尽事亲、从兄之道，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程颐先生说：“施行仁义从孝悌开始。孝悌只是仁义中的一件事情，说它是行仁政之本是可以的，说它是仁爱的根本则不行。”他的说法是很正确的。

（14）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论断，你认为“只要内心真诚，即使是羊肠小道、迂回曲折之处，也都是良知的运用”这种看法很正确，偶有掺杂搭配之处，前面已经说过了。陈九川的看法也不能算错，对文蔚你而言，需要采纳惟濬的观点才能周全详尽；而对惟濬来说，又必须采纳你的观点才能明白透彻。不然的话，你们就不免各有偏颇了。舜体察浅近之言并向樵夫请教，这并不是说浅近的话本身值得思考，而是舜认为应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那样做，这正是舜的良知在显现作用，光明圆润透彻，没有任何障碍蒙蔽，这就是所谓的“大知”；倘若自己固执行事，他的“知”就变小了。讲学之中自然会有取舍和分辨，然而要在心地上扎实用功，却非如此不可。

（15）关于“尽心”等三个层次，我曾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来加以解说，已经明白不碍了。能做到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不必再讲存心、养性、事天了，也不必再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能做到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尚未达到尽心、知天的地步，来已经下了尽心、知天的功夫，因此也更不必再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包含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譬如行路，尽心、知天的人，好比年轻力壮者，有能力千里远行；存心、事天的人，好比孩童，只能在庭院中学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好比襁褓中的婴儿，只能扶着墙站立，开始学迈步。既然已能千里远行，就不必再在庭院中学步了，因为庭院学步自然不成问题；既然已能在庭院学步，就不必再学扶墙站立和迈步了，站立迈步这点事对他来说还算什么呢？来也要明白，学站立迈步是在庭院学步的开端，在庭院学步是千里远行的基础，这些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悬殊罢了。心、性、天，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等到这三种人都能明了、都能行道，其结果是一样的，来这三种人的资质才智有等级差别，不可超越等级而行事。我仔细揣摩你的意思，你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舍弃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担忧圣人的功夫会间断，却不知该担忧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真切。我们这类人用功，一定要专心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下手，这才是尽心、知天功夫的开端。正如学站立迈步是驰骋千里的基础和起点。我只担心他能不能站立迈步，又何必担心他不能千里远行呢？又何必为能千里远行的人担忧他忘了站立迈步呢？你的见识原本超群，来从你的话来看，也还未摆脱前人解说经文的习气，所以才会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分作三部分，去分析、综住、比较，以求融会贯通，反而自添了许多讲不通的缠绕，致使自己用功不够专一。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们的毛病正是如此，这可是最耽误人的，必须彻底涤除干净。

（16）你谈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段，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不可疑之处。这是你踏实用功之后才能说出来的话。这本不是什么生僻难懂的道理，有的人之所以有不同意见，还是因为他们的良知中有纤尘潜伏，如果除去这些纤尘，那么自然没有不豁然开朗的。

（17）信写完之后，我移卧到屋檐下，碰巧没有别的事情，就又添了几句。你的学问已经把握住了关键之处，这些问题随着时日增长自会明白，原本不需作这样琐碎的讲解。然而，承蒙您如此关切厚爱，不辞千里之遥派人前来虚心求教，为了不辜负您的一片诚意，自然不可以不说。只是我说得过于直率、过于琐碎了，仰仗您对我的厚爱，想来应该不会得罪于您。请您将这封信抄录几份，分别寄给惟濬、谦之、崇一等人，尤其能体现彼此同心一体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