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五十
起玄黓涒滩，尽阏逢阉茂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
贞元八年壬申，公元七九二年
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宏判度支，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凑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缞绖，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凑者！”遂呙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崔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苛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六月，吐蕃千馀骑寇泾州，掠田军千馀人而去。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于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馀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苛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我无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韦皋攻吐蕃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
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馀，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𫄨纻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司以所得加价为羡馀。虽高巡院，转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囷仓，计其数则亿万有馀，考其实则百十不足。”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馀，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馀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入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𫄟、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右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初，李纳以棣州蛤虫朵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虫朵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澭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澭为瀛州刺史，许它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澭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澭，破之。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贞元九年癸酉，公元七九三年
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武、银夏、河西获安。
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它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苑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籓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驩州司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驩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馀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在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体。可谓课责亏度矣。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中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薄厚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苛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驲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韦皋遣大将董面力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故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簿书而已。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十一月，乙酉，上祀圆丘，赦天下。
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馀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就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倘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七九四年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馀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牂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颇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馀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瀛州刺史刘澭为兄济所逼，请西扞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馀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澭亲视之，死者哭之。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陆贽上言：“郑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迂，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是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𫄟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馀，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则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庚，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馀，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主持留后事务，他性情苛薄，屡屡克扣将士的粮饷。掌管鼓角的将领杨清潭率领部众作乱，夜间在城中纵火劫掠，却唯独不侵犯曹王李皋的府第。李实翻墙逃脱，侥幸活命。次日清晨，都将徐诚用绳索吊入城中，下令平息叛乱，动乱随后便被平定。徐诚擒获杨清潭等六人，将他们处斩。李实返回京城，皇上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日，皇上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¹禁遏：遏止。
壬子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¹支渠：从干渠分流出去的支流渠道。
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我朝对五品及以上官员，以诏书形式任命，具体是经宰相互相商议拟定人选，上奏皇帝批准后授予官职。六品及以下官员的任用方式，则是凭皇帝旨意授官，即由吏部选拔人才、拟定官职，皇帝在诏旨上标注‘闻’字表示知晓，不置可否。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仍由吏部选拔后上报。后来因宠臣专权擅政，为巩固自身权势而摒弃众议，为施私人恩惠而废弃公开选官制度，导致宰相奏请任命官员的范围扩展到各级官职，若不经现任宰相同意，根本无法获得官位。”他又说：“三省长官各自举荐属官的制度施行以来，被举荐者不过十几人。就其资历声望而言，与所居职位相符；考核其品行才干，也未听闻有缺失败坏之处。然而议论者却无端指责，向上扰乱陛下视听。治国之道的艰难，由此亦可窥见一斑。恳请陛下下令让进言者指明具体情况，说清何人收受贿赂、何人举荐作弊，将相关人员交付有关部门，核查所言虚实。对举荐失当者必须予以惩处，对诬陷贤良者也需反坐治罪。为何非要纵容贪赃作弊，不肯给予分辨和追究呢？把公开评议转为私下进行，又不肯公开发言人的姓名，让无罪者遭受猜疑，让有罪者得以纵容，无论有理无理，全都一视同仁，人们又能有所依托呢？况且，宰相不过区区数人，怎能遍知天下众多士人？若让宰相任命所有官员，按理说宰相需反复查访询问，可这样就会把公开荐举变成私人援引，把察举贤才变成私下攀附，弄虚作假之事必然不少，由此产生的弊端也定会更严重。因此，若沿用旧制任命官员，很少有不引发非议的。即便是执政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却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清楚这些事情。”他又说：“如今的宰相，便是往昔的三省长官；如今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名称暂时有别，并非荐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存在差异。身为三省长官时，连一两位下属官吏都不能荐举，等到出任宰相后，却能选拔成千上百的官员，哪有这样的道理！众说纷纭，竟糊涂到这般地步。大抵说来，位尊者总揽事务纲要，位卑者负责处理具体琐事。因此，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选任僚属官吏，只求用人得当，这种制度是无法更改的。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拘等次，不但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己推举自己。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非常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迅速，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是有知人的明智的，连续几朝都仰仗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为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推举任用人才方法的失误在于变动太快，但是能够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德宗终于还是追回了前不久颁发的诏书，不再实行。
¹佥议：众人的意见。²秉钧：执政。
岭南节度使奏称：“近些时候，海上来的大船运载着珍奇的货物，往往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准备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派中使一人与判官同去。”德宗打算准奏。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各国的商人，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厚就前来贸易，对他们烦扰就会离去。广州向来是各国船舶汇聚之地，如今商船忽然改道前往安南，若不是广州方面盘剥侵害过于严苛，就必定是当地招引外商的方式不当。他们不自我反省，反而想动摇陛下的心意。况且岭南与安南，都是陛下的疆土；宫中使者与地方官员，也都是陛下的臣子。为何要信任岭南而拒绝安南，看重中使而轻视外臣？希望陛下驳回岭南的奏请，切勿付诸实施。”
¹侵刻：侵害剥夺。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慰。德宗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议行丰厚的抚恤，恐怕会生出奸诈欺骗的事情来。”陆贽上奏，大略是说：“世俗的弊病，多半是由于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词，所厌恶的就大事化小。朝廷所采取的措置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得到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百姓的拥护，还用为缺少用度发愁吗！”德宗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既然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就不要派遣使者赈济他们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自当加以怜惜。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实行仁德与信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不能让我们辜负别人。”八月，德宗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人们。
¹渠魁：首领，头目。
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即便是同一城池里的将士，或是同一支队伍中的官兵，朝廷也常分派内臣分别监督，并依据不同的诏书分别授职。各个部队分散驻扎，防线绵延千里，彼此之间无法形成统一指挥。沿边陈兵十万，却未设总览全局、决策筹划的统帅。每逢外敌侵扰，又往往正值内部倾轧、人心涣散之际；等到朝廷调集的援军赶到时，敌寇早已携掠完毕，安然撤回了。吐蕃与大唐相较，兵力众寡本就悬殊，谋略巧拙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吐蕃主动进攻尚且游刃有余，我军被动防守依旧力不从心。究其缘由，大概是吐蕃军令由将领直接下达，我军调遣却要受朝廷节制；吐蕃兵力聚合一处，我军各部兵马却分驻四方。所谓粮草储备与征调往往不合时宜，说的是前不久陛下诏令官府前往军屯收购粮食、节省转运开支，又以加倍粮价偿付、激励农耕生产的举措。政令刚推行之际，军中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翘首以盼。可相关部门却竞相敷衍塞责，专做些斤斤计较的吝啬行径。粮食丰收的年份，相关部门不愿按时节收购储备；遇上粮食歉收的年景，却又强行下令收购粮食。如此一来，豪门富户与贪官污吏反倒把持了粮食买卖的权柄，他们以低价收购粮食，等到公私两方缺粮时再高价抛售。此外，还有一些权贵显要、朝廷重臣的亲属以及游手好闲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粮，再转运到京城高价卖出，而且常常强令百姓用葛布麻布抵作粮款。这使得偏远边塞的军民在严寒时节缺衣少布，无物御寒。既然上级对下属失去信用，下属自然也用欺诈的手段回敬上级，度支衙门核定的粮价越高，军镇当地的谷价就涨得越贵。度支通过随意出售滞销的货物谋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获得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事实上巡院反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谎报粮食储存，统计申报的粮食数额虽然多达亿万，但是考核存粮的实际数量还不到百分之十。”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论调，各有优劣之处。若想把控国家财用开支，就必须权衡利弊轻重。倘若粮食短缺而钱财富余，就应当暂缓聚敛钱财，全力充实粮仓府库；倘若粮食富余而钱财短缺，便应当延缓储备粮食，谨慎动用库银。近些年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官仓储备的粮食堆积如山，足够支应好几年的开销。今年夏天，江淮一带雨水过多，粮价暴涨一倍，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只能靠为人佣工糊口。关中地区因粮价过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本应抬高粮价收购，无奈府库空虚没有钱款；江淮地区因粮价高昂致使百姓困顿窘迫，本应压低粮价出售，却又没有存粮可以调拨。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眼下江淮一带一斗米售价一百五十文，雇人运到东渭桥，每斗运费约莫还要二百文。这些稻米质地陈劣粗糙，因此在京城的售价格外低廉。依据市署公示的本月米价，一斗米仅卖三十七文。耗费了原本米价的十分之九，到头来只余下十分之一的价值，既让江淮百姓忍饥挨饿，又损害了关中农民的利益，如此行事实在是大错特错。前些时候，朝廷每年从江、湖、淮、浙四地调运大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阳时留存四十万斛，存入河阴粮仓；运抵陕州后，又留存三十万斛，收储在太原粮仓；余下的四十万斛则运送到东渭桥。眼下河阴仓与太原仓现存的存粮仍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下辖各县的米价，每斗也不过七十文钱。恳请下令江淮地区明年只运三十万斛米到河阴，再由河阴、陕州两地依次转运至东渭桥。至于江淮地区停运的八十万斛米，可托付转运使负责，每斗定价八十文，运往受灾州县售卖，用来救济缺粮的百姓。如此算下来，总共可收入六十四万缗钱，还能省下六十九万缗的雇运费。再请户部拨付二十万缗钱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补足东渭桥仓因减运而空缺的数额，收购价可定为每斗一百文，好让农民从中受益。此外，恳请再拨出一百零二万六千缗钱，拨付给边疆军镇，让各镇购进足够十万人食用一年的粮食。余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第二年购米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任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绸、绵，运去京城，抵偿从前向户部借的钱。”
¹收籴：收购粮食。²水潦：雨水过多。
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并打败了他。
¹防秋：调配边境士兵在秋高马肥时对西北游牧民族进行防守。
德宗让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各道的馈赠，一概拒绝，恐怕这在事理上是说不通的，比如鞭、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大雅。”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册封他人，必须在朝堂之上进行；惩处他人，必须在闹市之中执行。这是唯恐众人无法目睹，不能让事情的处理足够公开透明。君主施行赏罚时做到问心无愧，百姓接受处置时便会心无异议；受赏的人能够心安理得、毫无愧色，受刑的人也可以坦然受罚、毫无怨言。这正是贤明君主彰显法令制度，与天下百姓共同恪守奉行的准则。大凡那些谗言诋毁、攻讦构陷的行径，大多都不是真实可信的言论，这类言语便于暗中图谋陷害，最怕拿到明面上公开辩驳。面对这类事情，有的人会说时隔太久，已经无从追究；有的人会说碍于大体，需要隐瞒包容；有的人会说其恶行还未败露，应当找别的事由作为借口；还有的人会说，只要将此人罢黜斥退便罢了，何必一定要公开地斥责羞辱他呢。这些言论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暗含假借名义进行诬蔑诽谤的用心，损害良善，传播邪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犯重罪，自当依法惩处；若他们是遭人诬陷蒙冤，又岂能让他们承受流放迁徙之灾？审理案件，明辨谗言，必须查究实情，详察证据，待真相大白、证据确凿，令人信服之后，再施行刑罚。如此，方能确保百姓免遭冤屈，朝廷不犯偏听偏信之错。”他又说：“监督各部主管官员收受贿赂，哪怕只是一尺布，也要按律治罪。连地位低微的士人、百姓和属官，尚且要严禁受贿，何况宰相本是引领风气教化的表率，又怎能纵容他们收受贿赂的行径？行贿受贿的门路一旦打通，反复施行之下只会愈发猖獗。今天收受马鞭靴子而不加制止，明天就必然会发展到收受金玉珠宝。眼中看到了想要的东西，心里又怎么能打消占有的念头？既然已经和行贿之人私下建立了交情，又怎么可能不满足对方的请托？这般涓涓细流日积月累，终究会填满沟渠溪涧，最终酿成泛滥成灾的祸患。”他又说：“如果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拒绝，那么被拒绝的人便会怀疑自己所要办的事很难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那么人们就都知道不接受贿赂才是常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¹谮诉：谗毁攻讦。²矫诬：假借名义以行诬陷毁谤。³播迁：迁徙。
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身为朝廷重臣，要处死他就不能没有正当理由。当年刘晏被诛杀时，定罪的缘由含糊不清，直到如今众人依旧议论纷纷、为之鸣不平，还让那些叛离朝廷的人抓住了话柄。窦参贪赃枉法、肆意妄为的罪状，天下人都一清二楚；但要说他是否暗藏叛逆的图谋，相关的迹象却并不明确。如果不经过审讯查证，就骤然将他处以死刑，必然会在朝野间引发不小的震动。我和窦参本没有丝毫交情，这一点陛下是清楚的。我绝非是要袒护他这个人，而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典章法度，不随意滥用刑罚。”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根据法令，对于反叛忤逆的人要没收全部家产，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处罚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服刑后，才能没收家产。现在窦参的罪名还没确定，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抄没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产而损伤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¹重辟：死罪。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乃张升云之弟、李纳之婿。因父亲两周年祭典返回定州，曾在公共场合诋毁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报朝廷。夏季四月丁丑日，皇帝下诏罢免张升璘官职，派宦官对其施以杖刑后囚禁。定州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王武俊早有吞并之意，随即派兵攻占义丰，掳掠安喜、无极两县百姓一万余人，分别迁徙至德州、棣州安置。张升云紧闭城门坚守，多次派使者向王武俊致歉，王武俊才下令停止进攻。
¹大祥：父母去世后两周年的祭礼。
“戍守关东的兵士，不熟当地风土，饱尝边塞的荒凉艰辛，内心惧怕敌寇的凶猛强悍。朝廷对他们的供养如同娇惯宠儿，姑息纵容恰似优待女婿。他们掐着日子盼归期，等着官府供给衣食；有时趁官军战败之机，趁乱向东逃窜；有时又弃城而走，致使远近民心惶惶。何止毫无益处，实则有害无益。戍卒中更有因犯罪流放而来的人，本就不是良善之辈，再加上思乡之情迫切，常常幸灾乐祸盼着生乱，比一般戍兵的危害更甚。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处置方式违背治国方略。近年来权势日渐下移，朝廷威势尽失。将领下达的指令，在军中鲜少能够贯彻；国家的法令，也难以在将领身上落实。各方相互纵容，苟且偷安。朝廷若想嘉奖有功之人，反倒要顾虑无功者因此心生骚动；若想惩处有罪之辈，又要担心与其勾结者因此惶恐不安。他人的罪过因一味隐忍而不予揭发，他人的功绩因心存猜忌而不予封赏。纵容奸邪之风，竟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舍身尽忠之人在同僚中遭人讥讽，身先士卒登城破敌者在士卒间引发怨怼；丧师失地者毫无愧疚畏惧之心，延误救援者反倒自恃机智。这便是忠贞义士之所以痛心疾首，勇猛之人之所以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考核监督缺少法度。每当异族来犯，将帅们互相推诿、彼此依赖，没人敢挺身而出正面抗敌。于是便夸大敌军声势上奏朝廷，声称兵力匮乏难以抵御。朝廷未能明察实情，只专注于征调兵员、增派援军，最终不仅没能提升防守抵御的成效，反而让军需供给愈发困窘。乡里人口日渐减少，官府开支却不断增加。将在编百姓倾尽家产缴纳的赋税，连同官府盐铁专卖、酒税征收的钱款合并，每年全数用于边防开支。这正是所谓的士兵冗余导致财用匮乏。
¹倩人：女婿。~偾军：使得军队覆败。²蹙国：丧失国土。³闾井：居民聚居处。
“吐蕃全国可充任兵士的人口，不过相当于大唐十几个大郡的征兵数量罢了。他们前来侵扰时，大唐就畏惧其兵力雄厚而不敢抵挡；不来侵犯时，又忌惮其国力强盛而不敢主动出击，这究竟是何缘故？其实是因为大唐军队需受多个部门指挥调遣，而吐蕃军队却仅有一位统帅。通常而言，军队若由单一统帅统领，人心便不会涣散，号令也不会繁杂重复，军队进退能够整齐一致，行军快慢可契合统帅部署，不会延误战机，军威自然昂扬雄壮。这便是以少胜多、化弱为强的用兵策略。开元、天宝年间，抵御西北两蕃的，仅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位节度使。国家复兴之后，尚未全力对外征讨，抗击两蕃的也不过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位节度使罢了。近年朝廷拆分朔方辖区，于是手握旌节的节度使增至三位，其余各镇将领约莫还有四十人。军中主帅均由朝廷特诏任命，朝廷还各自派遣显贵宦官前往监察，宦官与主帅地位对等、相互牵制，彼此互不统属。每当边境告急文书送达，朝廷才下令他们共商御敌之策，既然军法尚未颁下，他们只能以宾客之礼相待。军事行动讲求气势：士气凝聚则旺盛，士气涣散则低落；声势聚合则勇猛，声势离散则衰弱。如今的边疆防务，声势薄弱、士气萎靡，这便是所谓的将领冗多导致兵力分散。
¹愆：耽误，耽搁。
“治军的关键，在于细致考察将士的高下，再据此制定军饷等级制度：让有才干者期盼更优厚的待遇，让无能之辈断绝非分之念。即便薪饷有厚薄之别，也不会滋生怨怼不满。如今在偏远边境长期驻守的兵士，都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之人，又常年承受劳苦，供给他们的衣粮仅够自用，却常常要分予妻儿一部分，因此他们脸上总带着饥寒之色。而戍守关东的兵士，既不敢与敌军交锋，又不愿承担艰苦劳役，可供给他们的衣粮，却比戍边兵士高出好几个等级。还有一向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谄媚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事实上他们没有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便得到了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大概是从前的三倍。所做的工作没有不同而供应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那么谁能不生气呢？这就是所谓的由于待遇分配不均而产生怨恨。
¹觖望：怨恨不满。²冻馁：寒冷与饥饿。³廪赐：俸禄和赏赐。
“但凡想要选拔任用军中将帅，必须先考察其品行与才能，合格者便授予职位，不称职者便予以罢免。怀疑的人绝不任用，任用的人绝不怀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边防军队将领的任免调遣，全由陛下裁定。选拔任命军中将领时，首要考量的是其人是否易于掌控；通过扩充部队数量来分散将帅的权力，通过降低其职权来消磨将帅的雄心，迫使他们执行不合军情的指令，遵从违背事理的安排。异族骑兵奔袭而来，如同狂风过境般迅疾，而我方通过驿站传递军情文书上报朝廷，往往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送达。镇守边境的将领因兵力不足而不敢迎击敌人，分驻各镇的将领因未接到命令而不愿发兵救援。敌军肆意抢掠后便撤离了，此时将领们却向朝廷谎报胜利、邀功请赏。他们上报战败损失时，往往将百分之一说成全部；上报俘获战果时，却将一百夸大为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总揽大局，自己无需为国事劳心费力，陛下又以为大权在握，从不追查实际情况。这正是所谓因朝廷远程操控而贻误战机的弊病。以我浅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戍防吐蕃的旧制，责令各道只需供给衣粮，招募自愿留戍的边兵以及蕃、汉各族子弟，他们的日常所需均由各道承担。同时要大力开垦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产出的粮食。敌军来犯之际，人人皆须挺身御敌；农忙时节，户户都要勤恳耕作。这与频繁征调兵马的做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还应选拔贤能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地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边境一带的节度使；对于冗余部队，则依照就近原则予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¹捃获：俘获。
癸卯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自从我接任度支事务之后，检查各州所亏欠的钱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上各类贡物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剩余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布匹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土地，生长着数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和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沼泽地，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皇上让有关部门前去视察，并没有发现他说的地方，但也没有怪罪他。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把日常赋税中留存待支的部分算作额外收益，还将这当成自己的功绩。官府先购置物品，再支付货款，把这笔支出充作另一项储备。自今年春季以来，戍边军队就一直没能领到口粮。陛下若觉得裴延龄清廉孤傲、与众不同，而其他人是嫉妒正直、散布流言，为何不派遣一位可靠的大臣去核查审计，追查事情的真相，公开施行奖赏或惩罚呢？如今群情激愤，在朝堂和街市上议论纷纷，难道京城的官民都已经结成私党了吗！陛下也该稍稍转变想法，去调查核实他的所作所为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¹抽贯：常赋之外，制定于每贯钱里抽取若干文。
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日，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派我来掌管留后事务，赏赐你们每人三十缗钱。”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闻兵变之后，派兵屯扎在郾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缘故，并且向他邀战。李万荣以言语将吴少诚戏弄一番，吴少诚惭愧地撤退了。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我虽无力胜任平定夷狄、角逐勇武之类的事，但在谋划策略上尚有几分见解。大体而言，国家的安危由局势决定，官职任用的成败看才能高低。局势好比器物，摆放的位置不同结果各异，置于平地便安稳无虞；才能就像负重前行，承载的重量有限度，超负荷就会栽倒。如今李万荣的上奏言辞颇为嚣张，满是索取之意，毫无谦逊退让的礼数。从这些贪婪狡黠的行径来看，他与恪守法度的官员相去甚远。又听闻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爱本州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不过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都对他心怀怨恨。依他这样偏颇的行径来看，也不是担当将领的材料，如果李万荣如愿以偿，必将骄傲自满，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亡就会使军队覆败。”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如果事后超出原来计划，请让我接受破坏军队的罪罚。”皇上不愿听从。壬戌日，皇上将通王李谌任命为宣武节度大使，委派李万荣为留后。
¹徼求：求取。²鄙躁：贪婪狡诈。³循良：奉公守法的官吏。⁴回遑：疑惑徘徊。⁵愆素：超出原来计划。⁶败桡：破坏，挫折。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迫不得已，只得于深夜出城迎接。崔佐时高声宣读诏书，异牟寻满心惶恐，环顾左右随从，神色骤变。但既已决意归顺唐朝，他只能抽噎悲叹，俯身伏地接受诏命。郑回暗中拜见崔佐时，告知应对之策，崔佐时由此尽知内情，进而劝说异牟寻诛杀全部吐蕃使者，废除吐蕃所封名号，献出吐蕃授予的金印，恢复旧称南诏。异牟寻对这些建议悉数遵从，随即镌刻金券进献朝廷，并率领其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举行会盟。
¹歔欷：抽泣哀叹。
瀛州刺史刘澭遭兄长刘济排挤，请求调往西部戍守陇坻，遂率军一千五百人及家眷万余口前往长安。其部军纪严整，沿途无人敢擅取民家鸡犬，深得皇帝嘉许。二月丙午日，皇帝任命刘澭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驻镇普润。其营中不设夜巡更梆，亦不陈歌舞乐伎。兵卒患病，刘澭亲往探视；士卒亡故，必亲临哀悼。
¹击柝：敲梆子巡夜。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颁下赦令已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放逐的人们还没有蒙受恩泽。”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主当真诚待臣，可责备怒斥却不可心存猜忌，可惩处臣下败事之过却不可怀有怨恨。将臣下贬逐远方，是为警示其不遵号令；甄别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劝勉其改过自新。若不加以警示，臣下便会逐渐侵凌国法权威；若不加以劝勉，只会让臣下再度被贬。即便君主屡次任免臣下，也全然不应出于个人好恶。依法惩处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之后若顾念其才干再逐步提拔任用，臣下知晓自己仍有复用之机，谁还会不加强自身修养呢？又何须担忧打破常规、留下遗憾呢！若因臣下遭贬免官，便认定其为奸邪凶顽之辈，将他们永久置于防范禁锢之中，长期弃置不用，这只会让愿悔改者无从补过，有才德者终难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身处困厄绝境便会渴望变易，心怀怨愤之时就会图谋作乱，恐怕这般处置，反倒会促成此类事端。如今若将被贬官员迁移之地不超过三五百里，往往还未脱离原先贬谪的州道，所到之处风土人情却比从前更恶劣，白白耗费迁徙家眷的周折辛劳，实则不过徒增迁徙流放的烦扰罢了。此外，当今的郡府，多半有军队驻扎，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旅舍也很少，如对人疑虑到这种地步，胸襟也未免太不宽容了。请陛下再予以裁夺评审吧。”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擢升任用是为褒奖功绩，贬谪降职是为惩戒过错，二者相辅相成，其中的道理就像循环往复的圆环。被提拔后若再犯过失，就应当予以惩处；遭贬斥后若能改过自新，便该重新任用。这样既不会导致法令松弛，也不会埋没可用之才。哪怕是细微的过错也必须追究惩处，但国家所需的人才却不会因此出现匮乏。如此一来，既能让被贬逐的人自我鞭策、力求官复原职，也能让被擢升的人保持警醒、恭谨履职，使朝廷没有难以化解的顾虑，使臣下没有郁积不散的怨愤。”他又说：“贤明的君主不会仅凭言语来任用人才，也不会依据个人偏好来选拔士人。如果对自己亲近的人不加甄别就予以重用，如果因为喜爱某人的言谈就不去核验其实际作为，官职升降全凭一己爱憎，关系亲疏只看志趣是否相投，这就如同抛开墨线而凭感觉衡量曲直，舍弃秤具而用手掌估测轻重，即便再细致，也难免出现差错。”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只因一句话说得顺耳，就觉得说话人颇有才干，再也不去核查他的实际本领；只因一件事不合心意，就认定办事人犯了过错，再也不去分辨他的本心忠奸。对言语动听的人，便把超出其能力的差事交付给他，全然不顾他根本无力胜任；对行事违逆的人，便把无端的罪责强加在他身上，丝毫不体谅他的无可奈何。如此一来，人们即便在职责范围内也难以建功立业，君臣之间也无法厘清各自应尽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¹防闲：防备与禁阻。²滞淹：比喻人被压制在下面不得升进。³懋庸：褒奖功劳。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旧时的赋税制度，税种分为租、调、庸三类。成年男子每人能分得一百亩田地，每年上缴二石粮食，这便是租。每户人家依照自家土地的产出，缴纳绢、绫或是𫄟，总计二丈，再加上三两丝绵；不养蚕的农户，则需缴纳二丈五尺棉布和三斤麻，这便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徭役，也可以用财物抵偿，按每天缴纳三尺绢的标准换算，这便是庸。当时天下如同一家，法令制度整齐划一，就算有人想迁徙流亡、逃避赋税，也无处遁形，因此百姓人心安定，各类事务都有固定的规制。待到羯胡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中原，百姓饱受侵扰，朝廷因避乱迁徙而致使户籍图册散佚损毁，为供给军需，又不得不打破了原有的赋税章法。在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法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而建立新制时却连原本的优点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想要改正从前的弊端，一定要穷究导致弊端的缘由，如果是时势导致的，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便应该对此加以改革，所做的事情必须是适当的，一切悔恨就会消除。战乱爆发之后，朝廷对军队毫无节制地拨付军费，这是时势催生的弊病，而非制度本身的缺陷。然而朝廷却贸然更改租庸调税制，分头派遣官吏到各郡县核查征缴，核验赋税徭役的簿册档案，每州都选取大历年间税收额度最高的年份，将其定为两税的征收标准。财富的创造，终究要依靠人力，因此古代圣王制定赋税法规，必定以成年男子为计税依据。不会因为百姓勤于耕作就加征赋税，也不会因为农人荒废田地就减免田租，如此人们才愿意多种多收；不会因为百姓产业扩充就增加租税，也不会因为民众寄居他乡就免去调缴，如此人们才愿意安稳定居；不会因为百姓勤勉奋进就加重徭役，也不会因为农人懈怠慵懒就免除庸税，如此人们才愿意辛勤劳作。做到了这些，百姓就会安心居住在故土，竭尽所能地耕田种地了。两税法的推行，只以资产田产为计税依据，而非以人丁数目为根本准则。世人却不知，有些资产可藏于囊橐箱箧之中，这类东西纵然价值不菲，旁人却无从查验；有的则堆积在晒场、田圃、粮仓之内，纵然价值不高，众人却视之为殷实之证。有的是利于流通周转、能不断增值的货物，即便体量不大，获利却能按日计算；有的则是茅屋房舍、器具杂物之类的资产，纵然市价不低，却终究不会产生增益。诸如此类的资产名目繁多，却要全部估算价值、折算成缗钱计税，这种做法既失公允，又容易滋生舞弊行径。如此一来，那些专事置办便于携带的财物、情愿辗转迁徙的人，往往能够逃避徭役赋税；而那些勤恳务农、置办了固定产业的百姓，反倒常常被赋税征缴所困扰，苦不堪言。这无疑是在诱导世人行奸趋恶，驱使百姓逃避徭役，最终导致徭役制度日渐废弛，赋税收入也随之不断缩减。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上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而今却在两税以外，又要另行征收，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借以救助凋敝困苦的百姓。”
¹擿：搜索。²务穑：务农。³窳怠：懈怠懒惰。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缴纳两税，不再折合金钱计算。他大略是说：“国家征收的赋税，必然要考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依据各地的土地状况来制定，因此朝廷收纳的赋税，只限于布、麻、丝织品、丝绵以及各类谷物罢了。古代圣王担忧物价涨落失衡，百姓以物换物缺乏统一标准，于是创设货币制度来调控物价涨跌，物资的聚散流转、盛衰变化，都必须以货币为依据来调节。由此可见，管理财赋的核心权柄，也就是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可交付给民间。谷物与丝帛，本是百姓亲手生产的；而钱币，则是由官府铸造发行的。所以我朝颁行的法令中，租税用谷物缴纳，庸役用绢帛抵偿，调赋用丝帛、丝绵、布匹上缴，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钱、反倒要求以钱币缴纳赋税的条款呢？如今推行的两税法，与旧时制度差异显著。它仅以核定资产多寡划定征税等级，再用钱币与谷物确定税额，随后临时折算成各类杂物收缴，且杂物的品类每年变化极大。然而朝廷只盘算如何便捷获利地收缴赋税，全然不顾民众缴纳赋税的难易程度。官府征收的物品并非百姓所产，百姓生产的物品又非官府所需，如此一来，百姓往往要加价购入自家不产的物品，又降价售出自己生产的货物。这一买一卖的差价之间，民众的亏损已然十分惨重。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土地孕育物产的能力是有上限的，因此向土地索取物产要有限度，使用物产要有所节制，这样才能长期保持富足。若是索取物产毫无节制，耗费物资不加约束，就会时常陷入匮乏。物产的丰收与歉收由天时决定，而用度的多寡则由人来掌控。所以贤明的君主会订立制度，根据收入的多少来规划支出，即便遭遇灾荒，百姓也不会陷入困顿。到了政教废弛的时代，做法却截然相反，人们会按照支出的规模来搜刮收入，完全不顾及百姓的实际处境。夏桀坐拥天下的物产，却仍嫌不足；商汤仅依靠七十里封地的出产，反而尚有盈余。这足以证明，国家财用的盈余与亏空，关键就在于是否懂得节制。”
¹泉布：货币。
第三条，论述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增收赋税，广辟农田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他大略是说：“各地的长官，很少有人能推行忠恕之道、换位思考体恤百姓，也鲜有秉持公正恪尽职守、甘愿为国献身之人。他们往往交替向百姓施些小恩小惠，争相拉拢奸猾之徒，把与邻近州县的倾轧争夺当成精明干练，把招揽收容流民逃犯算作政绩教化。新近迁来此地的人，因为刚被收纳而得以免除赋税徭役；四处辗转谋生的人，又借着回乡复业的名义享受优待。唯独那些眷恋故土、安居本乡，从来没有迁徙过的百姓，承担的徭役越发繁重，缴纳的赋税也日渐增多。如此一来，定居的良民反倒要替游手好闲之辈负担赋税徭役，这和驱赶百姓流离失所、教唆人心变得刻薄狡诈又有什么两样呢？这都是因为地方长官缺乏宽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管辖的事务心存私心才造成的啊！”他又说：“制定法令来治理百姓，时间一长难免会产生弊端。执掌法令的人如果不懂得把握时机、适时革新，各种奸猾欺诈的行为就会滋生，还往往会因为执法者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而愈演愈烈。请向相关部门颁布政令，详细制定政绩考核的章程。如果在管辖的区域内，人口愈发兴旺，百姓日渐富足，在完成规定的赋税额度后还有盈余，就听任当地长官按照户口数平均减免赋税，并依据减税数额的多少来划定政绩考核的等级。管辖区域内若能让每户赋税减免十分之三，考核成绩定为上等；减免十分之二，考核成绩定为次等；减免十分之一，考核成绩定为再次一等。要是出现大量人口流离迁徙，却向现存户籍的百姓加重征税的情况，考查成绩就列为劣等，其惩罚办法也对照上述办法分级加以惩罚。”
¹惰游：游手好闲。²弘通：宽宏通达。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国家需储备九年、六年粮食的说法，是将全体官员与百姓都计算在内，并非只让公家粮仓充足，却不把在籍百姓纳入考虑。近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可得五十万贯，原诏令要求将茶税钱存入户部，用来赈济百姓饥荒。如今将此钱用于粮食储备，正与从前的旨意相符。”
¹编氓：编入户籍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