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言

　　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语曰：​“必也正名乎。​”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类昭然。但其间不无得失，所望后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备。

　　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馀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而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颜氏家训》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经传之词气，最为近似，然亦时有结𪩘为病者。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间尝谓《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若未得其真解，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执笔之下，犹且与耳谋，与口谋，方能审其取舍。劳逸难易，迥殊霄壤。

　　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系辞》之神化，​《左传》之神隽，​《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郁，​《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之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谷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凡所引书，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书中正文，只叙义例，不参引书句，则大旨易明。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则从十三经注疏体，皆低一格写，示与正文有别。

　　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公羊》​《谷梁》​，只举“论”​“孟”​“学”​“庸”​“公”​“谷”一字以冠引书之首。​《国语》​《国策》只举“语”​“策”​，而以所引《语》​《策》之国名冠之。​《公》​《谷》之后缀以某公某年，引《左氏》则不称“左”​，单标公名与其年。​《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纂，曾文正之所杂钞，旁如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

　　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