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人钱德洪录第十六

（1）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钱德洪陪先生坐着。先生环顾众人说：“各位的学问进步不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立下志向。”侯璧站起身说：“我也愿意立下志向。”先生说：“不能说你没有立志，只是你立的还不是一定要成为圣人的那种志向。”李侯璧答道：“我愿意立下必定成为圣人的志向。”先生说：“你果真有成圣的志向，良知就必须纯净光明。倘若良知上还存有其他牵挂，那就不是成圣的志向。”李侯璧先前听先生谈论立志成圣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此时亲耳听闻，不觉悚然，汗流浃背。

（2）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人如果使内心的良知归复完全，无一丝缺陷，自然就会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还有什么乐趣可以取代它？​”

（3）有位朋友通过静坐有所体悟，便去与先生交流。先生说：​“早先我在滁州时，见学生们很注重在闻见上争辩，嘴上说的和耳朵听的各不相同，我认为这样难获真知，所以就引导他们静坐。过段时日再去检验他们的进展，还是有些效果的；但时间长了，便渐渐生出偏好静而厌恶动、流于枯寂的毛病。也有人专事玄虚的解说与感受，借此惊世骇俗。因此，我近来只提‘致良知’而不再提静坐默想。明白了良知，任凭你去静处体悟或事上磨炼都可以，良知的本体，既非动也非静。这正是学问的关键所在。针对这一问题，从滁州时到现在，我也反复比较推敲过很多次，发觉只有‘致良知’这三个字最为妥当。这好比医生必须亲身经历过病痛，才能真正了解病理。​”

（4）有位学友问用功之道：​“下功夫时我想让良知持续不断，可在处理事务时又觉得顾不过来，若忙于事务又感觉不到良知了。到底该如何是好呢？​”先生说：​“这只是对良知的体认还不够真切，仍然有内外之分。我这个致良知的功夫不能急求成效，如果能把握良知的主宰，并踏实用功，自然会体会透彻。到那时便能内外交融、物我两忘，又怎会有心与事不能合一的问题呢？​”

（5）先生又说：​“不能在功夫上透悟良知的真机，心怎么会持续充满光辉呢？如果想透悟，不能仅依靠你的聪明智慧去理解，还需要心中渣滓浑化，使之没有丝毫沾染才行。​”

（6）先生说：​“‘天命之谓性’的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的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的道即是教。​”问先生：​“为什么‘道即是教’？​”先生说：​“道就是良知。良知本来是完完全全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只根据良知，这样就不会再有闪失，这良知才是你的明师。​”

（7）问先生：​“‘不睹不闻’是不是指本体，‘戒慎恐惧’是不是说功夫呢？​”先生说：​“此处应相信良知的本体原本是不睹不闻的，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添加其他的东西。明白这一点，可以说戒慎恐惧是良知的本体，不睹不闻是致良知的功夫。​”

（8）向先生请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先生说：“良知本来就是知晓昼夜的。”又问先生：“那人熟睡时，良知也就没有知觉了吗？”先生说：“若是没有知觉，为何一叫就有回应呢？”问：“良知如果一直有知觉，那怎么会有睡着的时候呢？”先生说：“夜晚需要休息，这是自然规律。夜里天地混沌，万物的形状颜色都隐没了，人的耳目无法见闻，七窍都歇息了，此时正是良知收敛凝集的时刻。天将破晓，万物显现，人又能听到声音、看到形色，七窍的功能也恢复正常，这正是良知妙用发动的开端。由此可见，人心与天原本是一体的，所以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如今的人，夜晚不善于休息，不是昏睡不醒，就是杂念纷飞、噩梦不断。”问：“睡觉时又如何用功呢？”先生说：“懂得白天如何用功，也就懂得夜晚如何用功。白天良知顺应无碍，夜里良知收敛凝集，有梦便是先兆。”

（9）先生又说：​“在夜气下发的良知才是良知的本体，因为它没有丝毫物欲掺杂其间。学者要在事物烦忧时仍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10）先生说：“道家讲求‘虚’，圣人难道能在‘虚’上再添加一丝一毫的‘实’吗？佛家讲求‘无’，圣人难道能在‘无’上再添加一丝一毫的‘有’吗？然而，道家讲虚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的，佛家讲无是从脱离生死苦海的角度来说的，他们在本体上添加了这层意思，就不是虚无的本色了，反而对本体有所障碍。圣人只不过还其良知的本色，不再添加其他意思。良知的虚，就是天之太虚；良知的无，就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是具有具体形貌的事物，都是在太虚无形之中生发成长的，又有谁会成为天的障碍呢？圣人只是顺应良知的发用，天地万物皆在我良知的范围内运行，又何尝有一物在良知之外成为障碍呢？”

（11）有人问：​“佛教也十分重视养心，但是不可以据此治理天下，这是为什么？​”先生说：​“我们儒家所说的养心，从来也没离开过具体事物而去空谈养心，只是顺应它的自然天性，这就是功夫。佛教却要杜绝事物，将心当成幻相，渐渐走入到空寂中去了，似乎与世间事物毫无关系，当然不可以据此治理天下了。​”

（12）有人请教“异端”​。先生说：​“与愚夫愚妇想的相同的，叫同德；与愚夫愚妇想的不同的，就叫异端。​”

（13）先生说：​“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其间的区别只在极细微之处。告子只在如何使心不动上用功夫，孟子则直接在本心原本就不动这一点上用功。心的本体本来是静止不动的；只因言行有不合义理之处，心才会随之而动。孟子不去讨论心动与否，只管去‘集义’，若所作所为皆合乎义，心自然就没有动摇的理由。告子只想让心不动，就好比硬要按住自己的心一样，反而阻挠了心生生不息的根源，这不但徒劳无益，反而有害。孟子所说的‘集义’功夫，自然能把心修养得充实饱满，没有丝毫欠缺，如此便能纵横自如、充满生机，这就是他所说的浩然之气。​”

（14）先生又说：“告子的症结，在于他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性无善无不善，这话本身倒没有大的问题。但告子将它看得过于僵化，如此一来，心中便存着一个无善无不善的性。至于有善有恶，又往往从外物上去看，于是便有一个物在心外。这样就把人性割裂成内外两部分，因而会产生偏差。其实，无善无不善，性是本来如此的。若能体悟这一点，只这一句话就够了，再也无内外之别。告子主张性在心内，物在心外，这足以看出他对于人性尚未彻见。”

（15）朱本思问：“人先有虚灵，然后才有良知。像草木瓦石之类，也有良知吗？”先生说：“人的良知，也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那么也就不可能成为草木瓦石了。何止草木瓦石是这样？天地如果没有人的良知，也就不可能成为天地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本是一体的，其关键就在于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本都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等都可以养人，药石之类都可以治病，这是因为它们同属一气，彼此一体，所以能够相通。”

（16）先生游览南镇，一位朋友指着山岩中的花树问：​“先生认为天下没有心外之物，比如这些花树，它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关系呢？​”先生说：​“你未观赏这树上的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样寂静；你来欣赏这树上的花时，花的鲜艳就被你感知了。从这儿就该知道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17）问：“人与物本是一体的，可《大学》中为什么又说有厚薄之分呢？”先生说：“这是因为天理本来就有着厚薄的自然次序。好比人的身体本是一体，但用手脚去保护脑袋和眼睛，难道是有意轻视手脚吗？只是根据道理本就该如此。同样，对禽兽和草木都有爱，但用草木去喂养禽兽，心里又怎能忍心呢？对人和禽兽都有爱，但宰杀禽兽去奉养双亲、祭祀祖先、宴请宾客，人心又怎能忍心呢？对至亲与路人都有爱，但如果只有一箪饭、一瓢羹，得了就能活，不得就会饿死，在无法两全的情况下，先去救亲人而不救路人，人心又怎能忍心呢？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天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我自己与骨肉至亲之间，更不能分彼此厚薄。所以，仁爱百姓、爱惜万物，都从这个根本道理出发；若在此处能忍心，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大学》所说的厚薄，正是良知上自然的次序，不可逾越，这就是义；依循这个次序，就是礼；明白这个次序，就是智；始终恪守这个次序，就是信。”

（18）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色作为本体；耳朵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音作为本体；鼻子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气味作为本体；嘴巴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的味道作为本体；心灵没有本体，它就以天地万物感知的是非作为本体。​”

（19）问如何理解“夭寿不二”。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可以将一切名声、利禄、嗜好等统统置之不顾，然而，若仍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存留于心，就必定会有无法透彻融通之处。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命本源带来的，因此不容易祛除。若能看透生死，人心便畅通无碍，这才是尽性知命的学问。”

（20）有位朋友问：​“想通过静坐把好名、好色、好货之类的病根一一找出来清扫干净，恐怕只是割肉补疮吧？​”先生严肃地说：​“我这可是治心的药方，能彻底根除人的病根。就算他本事再大，过了十几年也还是用得上的。你若不想用，就收起来，别糟蹋了我的药方。​”这位朋友十分惭愧，向先生道了歉。过了一会儿，先生说：​“这恐怕也不是你的错，一定是那些对我的学说一知半解的人对你说的，那倒是耽误了你。​”在座的学生都感到很震惊。

（21）有位朋友问，当功夫不够真切时该怎么办。先生说：“学问的功夫，我一句话就讲完了，如今怎么越说越远，连个根基都抓不着了呢？”那人回答：“致良知是曾听先生说过，但还没明白。”先生说：“既然你知道致良知，还有什么可讲明的？良知本就是明白的，你踏实用功就是了；你不肯用功，只在言语上打转，越说越糊涂。”朋友说：“我正是想让您讲明致良知的功夫。”先生说：“这也要靠你自己去探求，我没有别的办法可讲。从前有位禅师，别人来问佛法，他只是把拂尘举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藏起来，想看他怎么办。禅师找不到拂尘，只好空手做出举拂尘的样子。我这个良知，就是启发人的拂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举的呢？”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学生问先生致良知功夫的要点。先生四下看了看，说：“我的拂尘在哪儿？”一时间，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

（22）向先生请教“至诚前知”的道理。先生说：“诚就是实在的天理，也就是良知。天理的运行流畅不息，便是神妙；天理最初萌动的端倪，便是几兆。兼备诚、神、几的人，就是圣人。圣人并不看重预知未来；祸福的降临，圣人也难以避免，他只是能知晓事物变化的苗头，善于随机应变而已。良知本身没有前后之分，只要看清当下的端倪，便能一通百通。如果存有预知将来的念头，那就是私心，就是想趋吉避凶。邵雍先生特别看重预知，正是因为他的趋利避害之心还未完全消除。”

（23）先生说：​“无知无不知，本体就是如此。这好比太阳，它未尝刻意要去照射宇宙间万物，但又无物不照射。因此，无照无不照，原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是无知的，如今却要它有知，良知本来是无不知的，如今却怀疑它有不知，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完全相信良知罢了。​”

（24）先生说：​“‘惟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这句话，以前看时觉得是何等玄妙，如今看来，现在才晓得原来聪明睿智是人人所固有的。耳原本就聪，目原本就明，心原本就睿智，圣人只是能够一一做到罢了，就是能致良知。普通人不能做到这点，只是因为不能致良知。这是多么简单明显的道理啊！”

（25）问：“孔子所说的‘远虑’，周公的‘夜以继日’，与‘将迎’有什么区别？”先生说：“远虑并不是不着边际地空想，只是要存养这个天理。天理自在人心，且贯穿古今，无始无终。天理即是人的良知，千思万虑的目的不过是致良知。良知是越思索越精明，若不深思熟虑，只是随随便便地应付事物，良知就变得粗陋了。但如果你只是在具体事情上不着边际地空想，就自以为是远虑了，就不免会有毁誉、得失等私欲掺杂其中，也就和‘将迎’没有区别了。周公的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实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认识了这一点，自然就知道周公的气象与‘将迎’之别了。”

（26）问先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朱熹认为是关于效验的说法，这样讲对吗？​”先生说：​“孔子对于自己的克己学说，注重的是功夫而不是效验。仁者与万物为一体，若不能一体，只因自己的私欲尚未克除干净。自己成就了仁的本体，那么天下都将归于我的仁之中，这也就是‘天地万物皆在我胸中’的意思。天下都能做到仁，我的仁也就在其中了；譬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说的是自身没有怨恨，就像‘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但家邦都无怨，我也就在其中了，只是这不是该注重的方面。​”

（27）问：“孟子主张‘巧力、圣智’之说，朱熹认为是‘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先生怎么看？”先生说：“伯夷、伊尹、柳下惠固然身具力量，却也自有其巧。巧与力并非两件分开的事，巧恰是发力时所体现出的巧，空有力量而缺乏巧，那力量便形同虚设。他们三人若拿射箭来打比方，就是一人能立在地上射，一人能骑在马上射，一人能远距离发射。他们能将箭送到靶子所标示的位置，这便可称为力；他们能将箭准确射中靶心，这便可称为巧。但立在地上能射的，一旦上马便不会射了；骑在马上能射的，却又射不了那么远，只能讲他们各有所擅，这正是才具与气力上的差别。至于孔子，则兼有三人的长处。然而孔子的随和，也只能做到柳下惠那样的地步；孔子的清高，也只能做到伯夷那样的地步；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也只能做到伊尹那样的地步，无法再往上增添。倘若照朱熹所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量反倒要超过孔子了。巧和力不过是用来阐释圣与智的，若能领会圣、智的本真内涵，那一切自然就清清楚楚了。”

（28）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说明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说明良知就是天。​”

（29）“良知就是判断是非的心，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好恶，就穷尽了是非。穷尽了是非，就穷尽了万事的万般变化。​”先生又说：​“是非两个字是一个大的框架，巧妙运用则在于个人领会。​”

（30）“圣人的良知，犹如晴空丽日，贤人的良知，好似浮云掩映的天空，愚人的良知，则好比阴霾密布的苍穹。尽管其清浊明暗的程度各有差异，但辨别黑白的能力却是一致的。即便在昏暗的夜里，也能依稀分辨黑白，可见太阳的光辉并未完全被掩盖。在逆境中下功夫，也不过是就着这一点光明，去精细地察验和体会。”

（31）问：“良知好比太阳，私欲犹如浮云，浮云纵然暂时遮蔽太阳，但毕竟也是天空之气所应有，那么私欲是否也是人心本应有的呢？”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即所谓七情，这七情均为人心所应有，但前提是要把良知认识清楚。譬如阳光，不能认为只有直射才算阳光，从缝隙中透出的光亮同样是阳光。天空纵使云雾弥漫，只要太虚之中尚能分辨形色，都是阳光未曾泯灭之处，不能因为云能遮日，便让天不生云。七情顺其自然地流行于人心之上，便都是良知所呈现的多种形式，所以不能将七情区分为好坏，但又不可以过分执著。一旦执著，七情便都成了私欲，皆为遮蔽良知之物，当然，稍微有所执著，良知自会觉察，觉察之后便能克除其蔽，从而恢复本体。在这些地方看得透彻，才是简易直接的功夫。”

（32）问：“圣人属于生知安行，天生便能如此，那是否还需要另外的工夫呢？”先生说：“知与行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工夫，不过存在着深浅难易的差别罢了。良知原本是清明透彻的，譬如侍奉父母，生知安行的人只是依循良知切实地去行孝道；学知利行的人则要时时检点省察，努力依循良知去行孝道；至于困知勉行的人，被蒙蔽禁锢已深，纵然想要依循良知去行孝道，却又被私欲所阻挠，因而不能尽孝，这就需要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才能依循良知去尽孝。圣人虽然属于生知安行，但其心中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宁可去做困知勉行的工夫。然而，困知勉行的人却妄想去做生知安行的事，那怎么行得通呢？”

（33）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到大的悲惨变故哀哭之时，这个乐还在不在？​”先生说：​“唯有痛哭之后才能乐，不哭就不会乐了。虽然是哭，此心却得到了安慰，因而也就是乐。心的本体是没有变化的。​”

（34）问：“良知只有一个，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夫子作《周易》，是否各自看到的理有所不同？”先生说：“圣人怎么会刻板地拘守旧有模式呢？只要根本在于良知，说法有差异又有什么妨碍呢？这就像满园青竹，枝节大致相近，也就算是大同了。但若硬要每株竹子的每一根枝条高低粗细都完全相同，便无法体现造化的精妙。要紧的只是切实去涵养良知，只要良知相同，略有差异也无妨。你们若不肯下工夫，就好比竹子连笋都还没发出来，又到哪里去谈论竹子的枝节呢？”

（35）乡下有一对打官司的父子来找先生判案，随从想要拦住他们，先生却要听听他们的情况。随后只说了很简短的一番话，这对父子便抱在一起痛哭，最后和好离去了。柴鸣治进来问道：“先生您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父子俩这么快就感动悔悟了呢？”先生说：“我只是说了舜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而瞽叟是世间最慈爱的父亲。”柴鸣治感到十分惊讶，便请教其中缘由。先生说：“舜常常觉得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尽孝；瞽叟常常觉得自己是最慈爱的父亲，所以他反而不能慈爱。瞽叟只记得自己把舜养大，如今却不能让自己顺心，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被后妻迷惑，却还自认为慈爱，所以就更加做不到慈爱了。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多么疼爱自己，而如今之所以不再疼爱，只因为自己尽孝还不够，舜日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检讨自己孝道欠缺的地方，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起来，那也不过是恢复了他本心原有的慈爱罢了。所以，后世的人称舜为自古以来能够尽大孝的儿子，而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36）先生说：“普通人向孔子请教问题，孔子事前并无成见，内心空无一物；但他从普通人自身所知晓的对错两方面来加以辨析，普通人也就明白了。普通人自己知道的对错，便是他本来具有的天理法则，即便圣人的智慧明达，也不能增益或减损一丝一毫。普通人只是信心不够，孔子帮他分析判断一番，他也就顿时领悟了。倘若孔子与他交谈时，心中还存有些许成见，便不能激发出他完整的良知，而道体便会裂为两截了。”

（37）先生说：“《尚书》中所说的‘烝烝乂，不格奸’，原来的注解认为是指舜的弟弟象渐渐趋向于义，不至于变成大奸大恶。但舜被起用之后，象还是天天想要谋害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奸恶吗？然而舜只是用义来约束自己，以自我克制去感化象，而不去指责或纠正象的恶行。文过饰非，是恶人的惯常做法，如果去责备他的过失，反而会激发他的恶性。起初，舜使得象想要害他，只因为舜想让象变好的心意过于急切，这其实是舜的过失。经过这件事，舜明白功夫只在于自身，而不是去责备他人，所以能够达到和谐，这正是舜动心忍性、增长才干之处。古人的言论，都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所以记得格外真切。流传到后世，被曲解改变，只把它看作一般的人情世故；若不是亲身经历，哪能有这许多良苦用心呢？”

（38）先生说：“古乐已经很久没有人演奏了；如今的戏曲与古乐的意思还比较接近。”大家没明白，便向先生请教。先生说：“韶乐的九章，是虞舜时上演的一部戏；武乐的九章，是周武王时上演的一部戏。圣人一生的事迹都蕴含在乐曲之中，所以有德行的人听了，就能知道它的尽善尽美与尽美不尽善之处。如果后世作乐只是谱写一些词曲，与民风教化毫无关系，那又怎能起到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呢？如今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就该拿今天的戏曲来，删除其中所有浮靡艳曲，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演唱起来让普通百姓人人明白，在有意无意之间激发他们的良知，这样，对移风易俗会有所帮助。同时，古乐也能渐渐地恢复其本来面目了。”钱德洪在旁边说：“我连元声（基准音）都找不到，要恢复古乐恐怕很难。”先生说：“你认为元声应该到哪里去找？”钱德洪回答说：“古人制造律管来候气，恐怕就是在找元声的办法吧？”先生说：“如果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犹如水中捞月，怎么能找到？元声只需要从你的心里去找。”钱德洪问：“在心上如何找呢？”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首先把人培养得心平气和，而后才作乐。比如你在这里吟咏诗歌，你的心气平和，听的人自然会感到愉悦满意，这就是元声的起始处。《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志就是乐的根本；‘歌永言’，歌唱就是乐调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韵律只要与发音相和，和声就是旋律的根本。这些不都说明不必外求吗？”钱德洪又问：“古人以律管候气的办法，又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先生说：“古人是以中和之体来作乐的，人的中和之体是与天地之气相呼应的，候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谐合，不过是为了检验人的气是否中和。这是制成音律之后的事，不是必须等待天地之气来后才能制成音律。现今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确定在冬至这天，但是，到了日子恐怕时辰又定不准，又到哪里去找标准呢？”

（39）先生说：​“学习确实需要老师或朋友的开导点化，但不及自己所省悟理解的那样能一了百当，如其不然，开导点化再多也没有用。​”

（40）“孔子的气魄宏伟，但凡帝王的所作所为，他都能从心上一一加以体会。就譬如不管大树有多少枝枝杈杈，都是从树根的培养做起，自然就枝繁叶茂起来，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根本。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内心的良知培养上用功，却急切地想去学那气魄，就是把功夫做颠倒了。​”

（41）“人有过失之处，就把功夫多下在检讨弥补过失上，就好像修补破旧的瓦罐，必定有文过饰非的毛病。​”

（42）“现在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经常忙乱而不安定，这是因为心忙碌乱了，所以才收摄不住。​”

（43）“琴、瑟与书籍，学者不可或缺，由于常有事可做，心就不会放纵。​”

（44）先生感叹地说：​“世间知学的人，只要这些毛病改不掉，就不为善与人同了。​”崇一接着说：​“先生所说毛病，也就是因为好高骛远但又不能舍己从人。​”

（45）有人问：​“良知本来是中和的，怎么还有过与不及的说法？​”先生说：​“知道过或不及，就是中和。​”

（46）“‘所恶于上’属于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良知。​”

（47）先生说：“张仪、苏秦的智谋，也具备圣人的资质。后世的各种事业文章，诸多豪杰名家，不过是学到了张仪、苏秦的路数。张仪、苏秦的学问善于揣摩人情，所以他们的言辞能击中听者的要害，因此他们的学说难以穷尽。张仪、苏秦已经窥见了良知的精妙作用，只不过用在了诡诈之术上罢了。”

（48）就“未发、已发”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正因为朱熹将‘未发、已发’分开来解释，所以我只说没有未发已发之分，让学者自己体悟而得。倘若说有一个未发已发，听者仍然会落入朱熹的见解。若能真正认识到没有未发已发，即使讲有未发已发也无妨碍，因为本来就存在未发已发。”问先生：“未发并非不和谐，已发也并非不恰当。譬如钟声，不敲不能说没有钟声，敲了也不能说就有钟声，但毕竟有敲与不敲的区别，这样讲可以吗？”先生说：“未敲时本就惊天动地，敲过后也只是寂静无声。”

（49）问：“古人讨论人性，说法各有异同，究竟哪一说可以算作最正确的论断呢？”先生说：“性本身并无固定的体貌，所以谈论起来也说不准一个固定的体貌。有的从本体上讲，有的从发用上讲，有的从本源上讲，有的从流弊上讲。总之，所说的无非还是那个性，只是见解有深有浅罢了。如果固执地认为某个一定对、某个肯定错，也是不对的。性的本体原本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性的流弊原本就有的一定为善、有的一定为恶。好比人的眼睛，有喜悦时的眼，有愤怒时的眼，直视时是正视的眼，偷看时是窥视的眼。归根结底，还是这个眼睛。如果只看到愤怒时的眼，就说没有喜悦的眼；只看到正视的眼，就说没有窥视的眼，这都是犯了偏执一端的毛病。孟子谈性，他是直接从本源上说的，也不过是说了个大概。荀子的性恶说，是从流弊上讲的，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对，只是认识还不够精纯罢了。然而，平常人则是丧失了心的本体。”问先生：“孟子从本源上谈性，教人在本源上用功使性明彻；荀子从流弊上谈性，功夫只在末流上，这就费劲了。”先生说：“正是。”

（50）先生说：​“用功到了精深处，愈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说理也愈难。但如果你刻意追求精微，整体的功夫反会受到蒙蔽妨碍了。​”

（51）“杨慈湖先生并不是没有见解，他只是执著在无声无味方面理解认识问题。​”

（52）人在一日之内，实则将古今世界全都经历了一遍，只是自己不曾觉察罢了。当夜间气息清明之际，人无所视听，无所思作，恬淡宁静，此时便如同伏羲氏的时代。到了清晨，神清气爽，庄重肃穆，这就好比尧舜的时期。上午时分，人们揖让周旋，气象条理井然，此时则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午时过后，神气渐趋昏沉，纷扰交杂，这就相当于春秋战国的年代。暮色降临，万物安歇，景象寂寥冷落，这就是人物消逝的世界。学者若能笃信良知，不为气禀所扰，便能时常做一个伏羲时代的人。

（53）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四人与老师同坐，众人感叹先生自平定宁王之乱以来，天下对先生的非议越来越多，先生便让各人说说其中的缘由。有的认为先生的功业和权势日益显赫，因此招致越来越多人的嫉妒；有的说先生的学说影响力越来越大，导致那些为宋儒争地位的人也就日益增多；有的说自先生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之后，尊崇先生的人愈来愈多，来自各方的排挤和阻挠也愈发卖力。先生说：“各位所说的，相信很可能存在。但我个人有一处自己的体悟，各位都没有提及。”大家都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我到南京任职之前，还颇有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圆滑做派。如今我深信良知的是非准则，随手运用，再也不用遮遮掩掩。现在我才有了一个‘狂者’的心境，即便全天下人都说我言语直率也无所谓。”薛尚谦站起身来道：“如此坚信良知，才是圣人的真正精髓所在啊！”

（54）先生教导点拨他人时，往往一句话就能深深打动人。某日，王汝止外出回来，先生问他：“路上见到什么了？”王汝止答道：“满街满巷都是圣人啊！”先生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他们看你也一样是圣人。”又一天，董萝石外出回来，对先生说：“今天看见一件稀罕事。”先生问：“什么稀罕事？”他答道：“我看到满街满巷都是圣人啊！”先生说：“这是极其平常的事，有什么稀罕的。”大概王汝止的锋芒尚未磨平，而董萝石则是恍然有所领悟，所以问题相同而回答各异，先生都是针对他们各自的话来启发他们。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于丙戌年参加会试回来，纷纷讲述自己在归途中讲授先生学问的事，说有的人相信，有的人怀疑。先生说：“你们摆出一副圣人的架势去给别人讲学，人家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这怎么能讲得好呢？你们得做出普通人的样子，才能给别人讲学。”钱德洪又谈到，如今要分辨人品的高下很容易。先生问：“怎么见得？”钱德洪答道：“先生您就像泰山一样矗立在眼前，那些不懂得崇拜信服的人，就是没有眼珠的人。”先生说：“泰山并不比平地广阔，在平地上你又能看到什么呢？”先生这一句话，剔除了大家多年好高骛远的毛病，在座的人无不有所警醒畏惧。

（55）嘉靖二年的春季，邹谦之来到绍兴问学，盘桓数日辞去，先生一直送到浮峰。这天晚上，先生与蔡希渊等下船到延寿寺借宿。大家秉烛夜坐，先生无限感慨。他说道：​“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有位朋友问：​“先生为什么对邹谦之的怀念这么深切呢？​”先生说：​“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样的人，和邹谦之好相像啊！”

（56）嘉靖六年九月，先生奉命征讨广西思恩和田州的叛乱，即将出发之际，钱德洪与王汝中在一起讨论学问。王汝中提起了先生的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问：“你觉得这四句话怎么样？”王汝中说：“这几句话恐怕没有说完全。如果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念也应是无善无恶的意念，良知也应是无善无恶的良知，事物也应是无善无恶的事物。如果说意念有善有恶，那么在心体上终究还是有善恶存在。”钱德洪说：“心的本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人通过耳闻目见所产生的意念上则有善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这些正是要恢复人性本体的功夫。如果意念本来就没有善恶，那么上述的功夫也就不必提了。”当晚，二人陪同先生在天泉桥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见解，请先生评判。先生说：“如今我即将远征，正需要把这几句话讲透彻。你二人的见解正好可以互为补充，不可偏执于一方。我引导人的方法，原本有两种：对于资质极高的人，就让他直接从本源上去体悟，人心的本体原本是明澈无滞、处于未发之中的；这样的人，只要稍微体悟到本体，也就是功夫了，人我内外一切都通达透彻。对于另一种资质较差的人，其心难免受到沾染，本体被遮蔽，所以需要教他们在意念上存有为善去恶的念头，等到功夫纯熟之后，心中的渣滓去尽，本体自然也就通透明澈了。汝中的见解，相当于我针对资质极高的人所用的方法；德洪的见解，相当于我针对后一种人所用的方法。你二人若能相互补充借用，那么中等资质的人也能明白道义。若各执一端，在你们面前就会有人不能走上正轨，也就无法穷尽道体的全貌。”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今后与朋友讲学，千万不可舍弃我学说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们只要根据我的话因人施教，自然不会出错，这原本是上下贯通的功夫。资质极高的人在世上很难遇到，对本体功夫一悟全透，就连颜回、程颢这样的人都不敢轻易自认，又怎敢随便指望他人？人最容易受耳闻目见的影响而产生意念，如果不去教他在良知上做去恶为善的功夫，只去凭空思索一个本体，那么一切都会落不到实处，这只不过会养成一种虚空静寂的弊病，这个弊病可不是小事，所以我不能不早点向你们说清楚。”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都各有领悟。

（57）先生刚回到绍兴时，登门求教的朋友很少，后来，各地前来拜访先生的人日渐增多。嘉靖二年以后，环绕先生而居的学生到处都是，比如天妃、光相等寺庙，每间屋子都挤满了人，常常几十人一起吃饭，夜里无处安歇，就轮流到小帐幕中休息，歌声直到天亮。南镇、禹穴、阳明洞等山中的远近庙堂，凡是步行能到达的地方，无不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人们的住所。先生每次登台讲学，前后左右坐着听讲的人，常常不下数百，日日迎来送往，月月如此；甚至有人在旁边听了一年多，先生都记不全他的姓名。每当分别之际，先生总是感叹道：“你们虽然离去，但并未走出天地之间，只要志趣相投，即便我忘了你们的模样也无妨。”学生们每次听讲后出门，无不兴高采烈。我曾听同门的前辈说：“南京讲学之前，向先生求教的人虽然很多，却不如绍兴这般兴盛。”这固然是因为先生讲学日久，信仰日益广泛，但也是先生学问日渐精深，感化学生的时机与方法灵活自如，所以效果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