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周道通书第六

（1）吴、曾两位学生来我这里，详细转达了你对圣道恳切向往的心志，我听了甚感欣慰，同时也十分挂念你。你的态度，真可称得上是笃信好学之人。因我正为家父守丧，所以没有与吴、曾两位后生深谈，但他们二位也都是有志气且肯下功夫的人，每次相见，都能察觉他们在学业上的进步。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而言，也可说是没有白费他们远来的心愿。临别时，他们把你给我的信册交到我手中，并让我据此作复。我此时内心昏乱荒疏，无甚可讲，只就你信中所提的几个问题略加回应，草草之间很不详尽，他们二位自会向你当面细说。来信中说：​“‘平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时时加以体察验证，就更加明白了。可我总也离不开朋友，若能与学友互相探讨，那心中的志向就格外开阔宏大，才思也显得灵动。若有三五天不和学友切磋，便会觉得志气微弱，遇事容易产生困惑，有时甚至忘掉志向。如今在没有学友讨论的时候，我或静坐，或读书，或漫步闲游，举手投足之间都不忘存养这个心志，深切感到心情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与朋友一起讲习时那样思路活跃，更有生机。离群独处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立定志向呢？​”这番话足见你用功已有收获，立志的功夫大概也正是如此，只要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待到纯熟之后，自然会有不同感受。大抵我们做学问，最根本的立足点就在于立志。之所以会有困惑、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因为志向还不够真实确切。就像好色的人，从不会在美人当前时感到困惑或忘记，这是因为好色已深入他的骨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自己一定清楚，自己必定会去搔抓按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自然就不能不去揉搓，佛家称这为“方便法门”​。必须靠自己调整琢磨，别人很难帮上忙，也再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借用。

（2）信中说：“谢良佐曾问过‘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答道：‘有这个道理，只是说得太早。’这对于学者而言，固然要‘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领会‘何思何虑’的境界，并合起来看才行。若不明白这个境界，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但若只知‘何思何虑’而忘了‘必有事焉’，恐怕又会陷入虚无。必须既不执著于有，也不堕入于无，这样说对吗？”你这样说大致正确，只是深度还不够。谢良佐和程颐的对话，也不过是两人各自的见解，与孔子《易经·系辞传》上的宗旨稍有差异。《系辞》所言“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的只是一个天理，并无其他思虑，并非说全然没有思虑。所以它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到“殊途”，说到“百虑”，难道是在说“无思无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别的可思虑的吗？天理本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然，并非靠自己的私意去安排猜度。所以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虑，便是自私弄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那里是自然而成；在学生这里则必须用功去做。程颐却把它看作功夫的效果，所以才会说出“发得太早”的话。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面所说尚有欠缺。周敦颐的“主静”说也是这个意思。如今你的看法，虽有些见地，但仍不免把功夫分作两件事来看。

（3）信中说：​“但凡学者刚明白要下功夫，便应先体认圣人的气象。唯有认清了圣人的气象，把它作为准则，脚踏实地去用功，才不会误入歧途，也才是成就圣人的根本。这样讲对吗？​”先要认识圣人气象，程颐先生曾这样说过，然而这终究缺少关键所在。圣人的气象毕竟是圣人的，我们又要从哪里去体会呢？倘若不从自己的良知上切实体察，岂不是像用无星的秤去称轻重，用未磨亮的铜镜去照美丑，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君子之腹。圣人的气象究竟如何体认呢？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本来与圣人相同，只要能认清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而就在我们自己这里了。程颐曾讲：​“看着尧，学他的行事，但没有他那样的聪明睿智，怎么能像他那样举止进退都合乎礼呢？​”他又说：​“心与道相通，然后才能辨别是非。​”此刻，你能说出在哪里可以“与道相通”​？​“聪明睿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4）信中说：“在具体事务上锻炼修养。每天无论有事没事，都专心致志地存养本体。若遇到杂事，或自己起了念头，这时心已有所动，怎么能说没有事呢？如果顺着这些事认真思量，就会觉得道理本该如此，只当作没事一般，尽我们的本心就是了。可即便如此，仍有处理得好与不好的分别，这是为何？有时事务繁多，需要分出轻重缓急来处理，常常因自己才智不足而搞得头脑昏乱。虽然竭力支撑，但精神早已困乏。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要常退下来反省，宁可不把事办完，也不能不存养本体。这样做对吗？”功夫，就你所说而言，也只能这样做了，但还难免有些偏差。凡做学问，一辈子也就只为这一件事。从小到大，从早到晚，无论有事没事，只要做这一件事就够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如果你说“宁可不完事，也不能不存养本体”，那就是把做事和存养本体看作两回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遇到事情，只要尽我们的良知去处理就行了，这就是“忠恕违道不远”。凡是处事唯恐办不好或遇到困难患得患失的人，都不过是被毁誉得失所牵累，不能真正地致自己的良知罢了。若能真正地致良知，就会发现平常所谓的善未必真是善，所谓不善，却恐怕正是被外在的毁誉得失所累，而自己丢掉了良知吧。

（5）信中说：​“关于致知的道理，春天时承蒙您再次指教，我已深切明白用功的关键所在，感觉比从前轻松不少。不过我总觉得，对初学之人谈论‘致知’，最好还是结合‘格物’一起来讲，好让他们知道用功的着手处。本来‘致知’与‘格物’本是同一回事，但初学者尚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时，还是应当给他们说明‘格物’，如此他们才能理解‘致知’。​”等等。“格物”是“致知”的功夫所在，明白“致知”也就明白“格物”；若不明白“格物”，那就是“致知”的功夫还没搞清楚。我近来给一位朋友写了封信，详细论及此事，现一并寄给你，你仔细看一遍自然就全清楚了。

（6）你信中说：​“目前，为朱、陆两家争辩是非的现象仍然存在。我常对朋友讲，天下不见正学之光明已经很久了，大家实在不必替朱、陆两派争论对错，只依凭先生‘立志’二字来启发人。若此人果真能清楚认识这个志向，决心要弄明白圣学，那他就等于走了一大段光明心路；即便不去刻意争辩朱、陆二人谁是谁非，他自己也能感知得出来。我也曾见到，朋友中有人对非议先生言论者还很生气。从前朱、陆两位先生之所以给后世留下诸多争议，可见二位的功夫还不够纯熟，分明有意气用事的毛病。像程颢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在与别人谈论介甫之学的错处时说：‘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度是何等从容镇定！我曾见先生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常引用此语，是希望朋友们都能如此，是吧？​”你这番话说得极好，希望你转告所有同道之人，大家还是先各自反省自己的对错，不必去谈论朱、陆二人的是非。用言语去诋毁别人，这种诋毁还不算严重。若自己不能亲身实践，而只是从耳朵听进去又马上从嘴巴说出来，终日喋喋不休，那就是自己在诋毁自己，这种诋毁就严重了！凡是现在议论我的人，若其出发点是向善，那他们就是在与我切磋砥砺，那么对我来说，无非是更加警醒反省自己、增进品德的地方。荀子说“攻吾之短者是吾师”​，老师还有什么可憎恨的呢？

（7）信中说：​“有人援引程颐先生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这句话来质问朱熹，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回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两位先生的话我都不太明白，每次读到此处，便觉疑虑丛生，想请先生给我解释一下。​”“生之谓性”的“生”字就是“气”字，就如同说“气即是性”。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刚说“气就是性”时，性就已偏向一边，不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是从根源上说的。但性善的发端，则必须在气上才能找到依托，若无气也就无处显现。比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念、辞让之德、是非之辩，都是气的表现。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是因为学者各执一端，他只能这样讲。如果人能透彻认识自己的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就没有性与气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