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

少年博才

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宛地（今河南省南阳淅川县寺湾镇三户村）三户邑的贫寒之家，幼年痛失父亲，少年又丧母亲，幸得兄嫂悉心抚养长大。他天赋异禀，聪慧过人，且博闻强识，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彼时，商业理论家计然云游至楚三户，范蠡慕其名，拜入门下。在计然悉心教导下，范蠡尽得自然、天文、经济与商道之精髓，后著成《计然篇》。此篇中，范蠡告诫世人，凡事皆应尊崇自然规律，顺应其道，敬畏其威严，切不可逆势而行。早在少年时期，范蠡便已在学识与见解上崭露头角，锋芒初显，备受瞩目。

赴莘砺志

公元前521年，正值春秋乱世，范蠡心怀壮志，对《洛书》中蕴含的神秘智慧、大禹治水的丰功伟业以及伊尹的卓越名望心生倾慕。彼时，孔子周游列国，曾在虢邑莘川（今河南省卢氏县）留下讲学与著书的足迹，范蠡受此感召，沿着先圣的遗踪，踏上了前往古莘川的征程。在此期间，范蠡潜心研究医学，承继了神农部落于卢氏一带尝百草、辨药性的伟大功绩，著成《卢氏本草经》。这部著作系统地整理了各类草药的特性、功效与用法，为后世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药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指引了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赴莘砺志之行，对范蠡而言，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在古莘川的岁月里，他不仅丰富了学识，坚定了志向，更在与自然和百姓的接触中，深刻领悟到了民生疾苦与社会责任。这段经历如同熔炉，将他锻造成一位心怀天下、胸有韬略的一代英才，为他日后在政治、商业等领域大放异彩做好了充分准备。

两杰相识

范蠡在虢邑莘川磨砺志向结束后，回到了楚三户。他广泛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随着时间的积累，变得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宛地渐渐有了名气。宛县令文种听说了范蠡的贤能，从心底里对他十分敬重。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文种想要约见范蠡。然而，范蠡却假装疯癫拒绝了他。但文种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再次前去拜访范蠡。这一次，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从那以后，他们多次会面交流，渐渐地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范蠡看到楚国的政治局面昏暗不明，而且存在着“不是贵族就不能做官”的不合理规定，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于是，他邀请志趣相投的文种一起前往越国。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越王允常（勾践父亲）的重视，后来成为了越王身边的重要大臣。

勾践重用

公元前493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勾践兵败西于会稽山，始重用范蠡、文种等。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

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三年。

兴越灭吴

公元前490年，勾践、范蠡君臣离吴返越。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国语》作“诸稽郢”）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范蠡还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86年，勾践欲起兵伐吴，范蠡劝阻。

公元前484年，吴再次伐齐，占于艾陵，越王君臣朝见吴王，君臣皆有贿赂，进一步麻痹吴人，夫差杀伍子胥。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范蠡对曰：“未可”。

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公元前479年，越兴师伐吴，兵至于五湖。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伐吴、吴师还战于笠泽、双方夹吴松江而阵、越人大败吴师。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围吴、范蠡采用围而不攻的战略，令吴师自溃。

公元前473年底，越灭吴，夫差自杀。

功成身退

公元前468年，越王实现霸业，范蠡即泛舟五湖。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经商致富

定陶古称陶丘，简称陶。陶远古为尧舜故都，周时为曹国都城。据《史记》记载：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遂在此定居经商，号“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定陶”之名缘此而得。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为何选择在陶邑（今山东菏泽定陶区）定居经商呢？就像他当初选择越国成就霸业一样，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跃。陶邑处于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陆兼备、四通八达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全国各地商品交换的必经之地。在陆路交通方面，陶为午道之所在。所谓“午道”，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其实，促进陶邑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开凿了沟通济水与泗水的运河，即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谓的四渎，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道交通联结成网，陶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也就正处在这个水道交通网的枢纽。交通便利促进了商品交易，当时北方的畜产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颜料，西方的皮革、毛织物、牦牛尾，东方的丝织品、鱼、盐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陶邑很快发展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当时成为一方经济中心的经济都会很多，唯独陶称“天下之中”，可见陶邑的繁荣程度。所谓“天下之中”，不仅是区域经济中心，更是包括当时诸侯各国在内的经济中心，即全国性的经济都会。可以说是陶邑的繁荣成就了朱公事业，而陶朱公的定居使“定陶”更加扬名。

期间，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经商，因事杀了人，被判处死刑。范蠡想要救他，就把千镒黄金装进陶罐，用牛车装载，打算派小儿子前去营救，因为他觉得小儿子不吝惜钱财。大儿子却坚决请求自己去，范蠡没有办法，只好派他前往。结果营救失败，大儿子带回来的竟是二儿子的尸体。

蠡既失次子，亦丧营商之志，且年逾古稀，隐退之念遂生，欲觅一处山明水秀、民风敦厚之地而居，突然想起自己青年时期耕读砺志的虢邑莘川（今河南省卢氏县）正是一绝佳之地，于是把生意委托于长子，携西施及幼子（西施所出）溯黄河而上，经汴梁、过郑州，至洛阳，复沿洛水西行，历宜阳、穿洛宁、越十八盘，再抵虢邑之莘川村（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范里镇）。登高一眺，见一泓碧水，澄澈若镜，涟漪轻漾，景致殊美。入村，则见集市熙来攘往，贾肆繁兴，井井有条，民皆勤朴淳厚，热情友善。范蠡心有所感，营商之念复萌，遂与夫人、幼子商酌，决计栖居此地，再启商事。

寿终正寝

公元前448年（楚惠王四十一年），范蠡卒，时年88岁。

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始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理财、三致千金，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

政治贡献

⑴劝服勾践保全性命

阖元前496年（鲁定阖十四年），吴王阖闾攻打越的，然而在檇李（浙趾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演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阖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的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的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果然，越的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的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自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⑵动摇夫差起恻隐之心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的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的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的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的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的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自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⑶巩固军事力量，消磨敌方意志

战争之后，越的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的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的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的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的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⑷卧薪尝胆，二十年磨一剑

阖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的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的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的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的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

阖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的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

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自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军事思想

⑴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

对于整个的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

“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的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的生产的发展，还对吴的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⑵灵活多变的战术观

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⑶富的强民的的防观 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的强民的的防战备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的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的强民。

商业成就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的最佳经商之地，以及后来隐居于卢氏，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

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

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

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

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的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

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的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经商思想

陶朱阖居陶、隐卢经商成为巨富，“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其成功的客观条件，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综合素质。他在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商人的推崇，“陶朱阖”的名字成为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财富的象征。他那富有哲理的商业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被称作“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的商业经营的代名词。陶朱阖的经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经商”。陶朱阖经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盘剥百姓。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经营技巧，不搞损人利己。经商致富后，他屡散家财，周济贫困，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陶朱阖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的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

“农商俱利”。在中的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陶朱阖提出“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居陶、隐卢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农牧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经营的成功。

“随时以行”。范蠡说过：“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于掌握社会时势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预测发展趋势，扑捉成功的时机。由此，他提出很多著名的商理，如“时用则知物，知斗则修备”，“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得时无待，时不再来”等，至自仍被商人奉为至理名言。

“积贮之理”。“积贮之理”即货币周转流通的原则。他主张加快资金周转，使手中“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贵极必贱”的价格变化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果断地买进卖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近代西方经济学才揭示出来的供求规律、流通规律等商品经济法则从事经营活动，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

“重视人才”。陶朱阖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人才思想，“择人”就是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司马迁称赞陶朱阖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思想成就

经济思想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

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的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

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的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的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的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的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的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𫄨、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自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